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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提到某个人的名字是妇孺皆知，但问起该人的生平和事迹时，却又是鲜为人知，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
汪精卫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汉奸，可是大家对汪精卫的卖国事迹却是一问三不知，这也是中国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只告诉大家他是坏人，却又不告诉大家他作过什幺坏事，好在中国学生头脑比较简单，不喜欢刨根究底，所以历史老师还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烦。
汪精卫在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耻辱，因此现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把汪精卫从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历史中完全抹杀，只是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实在无法抹杀汪精卫的存在，才简单地提到了汪精卫和他的维新政府。
精卫其实是他的笔名，源自山海经里精卫填海的故事，含有对革命锲而不舍之义，而其文章逻辑严密，笔锋锐利，有很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像鲁迅先生一样时人只记住他的笔名，忘记了他的真实名字。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的势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缔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
尽管日本政府中，对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行动持同情态度的人很多，但由于考虑到与清政府的外交关系，开始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反政府活动进行限制，随后日本文部省发布的禁止中国留学生进行反政府活动的规定，但事实上对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不过日本政府还是迫于清政府的压力请孙文出国。
此后汪精卫跟随孙文出走越南和马来亚等南洋各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时汪精卫已成为孙文最为信赖的亲信之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
陈耕基积极支持孙文的革命，经常为孙文捐钱捐物，孙文则定期向陈耕基赠送《民报》等革命刊物，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非常爱读《民报》，在孙文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下。陈璧君决心以实际行动投身革命。
汪精卫到槟城演讲时，台下听讲的陈璧君对汪精卫的风度和才识十分钦服，而汪精卫因为革命的公事不时走访陈耕基家，所以也经常见到陈璧君，但每次陈璧君与汪精卫见面都是在母亲卫月朗的陪伴下，没有单独谈过话。
当时虽然两人之间都很有好感，但还只是革命同志的关系，没有发展到恋人的地步，另外阻碍他们成为恋人的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汪精卫和陈璧君都已经和别人订婚。
根据中国的传统习惯，陈耕基为陈璧君选了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订了婚，而且准备在近期内就让陈璧君结婚，不过陈璧君读了《民报》等宣扬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书报后，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憧憬西方式自己选择结婚对象的自由结婚。
陈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谈到革命，谈到自己将来准备投身革命，但她的未婚夫却思想十分保守。对革命也没有任何兴趣，于是两人的思想差距越来越大。最终陈璧君终于选择了退婚。
期初，陈耕基碍于朋友之间的友谊是不同意退婚的，但已经被父母娇惯的无法约束的陈璧君态度坚决，无奈之下只好同意让陈璧君退婚。
汪精卫这边少年时就父母双亡，所以长兄汪兆镛在他十五岁的时候为他选择了一个同事的女儿刘氏订了婚。
汪精卫在日本参加革命后，汪兆镛经常来信训斥汪精卫忘恩负义。拿了朝廷的公费出国，到国外却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镛要汪精卫立即悬崖勒马，放弃革命回国为朝廷尽忠。
其实汪兆镛也并非坚决反对汪精卫搞革命，只是怕汪精卫成为朝廷的罪犯后连累他们整个家族。而汪精卫也明白长兄的用心，在清政府发出对他的通缉令后，汪精卫写信给汪兆镛，表示断绝与家庭的关系，解除婚约。
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在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象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其中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那革命家不结婚的信念。
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然而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但汪精卫却从来没有碰过陈璧君一个指头，因为他不想毁了陈璧君一生的幸福。
在后世，汪精卫真的实践了他的诺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便和革命同志陈璧君结婚，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而汪陈的革命婚姻也在当时一时传为佳话。
随后他又为了实践自己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在与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后携陈碧君一起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
汪精卫婚后也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汪精卫的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是无人可比，估计这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陈碧君明知道自己的丈夫在走一条不归路也要与他风雨同舟的原因。
在审讯汪精卫的时候，肃亲王善耆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这也是汪精卫两人没有被判斩立决的主要原因，也让本打算慷慨赴死的汪精卫在接到免死的判决时有捡来一条命的感觉。
汪精卫入狱后。肃亲王善耆亲自到狱中看望汪精卫。
汪精卫以前以为清廷的官员都是愚钝无能的昏官污吏，没想到肃亲王肯屈身访问他这个囚犯，而且以礼相待，谈吐文雅，让汪精卫十分吃惊，也很佩服肃亲王的见识才干。后来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称其为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肃亲王原想说降汪精卫为清廷效力，但见汪精卫革命志坚，也就没有再为难汪精卫，后来肃亲王不时来狱中看望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政敌，倒有些近似朋友的关系了。
汪精卫在狱中无事，每日作诗。汪精卫狱中诗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这首诗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报纸争相转载，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成为当时革命青年们广为传颂的诗句。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是白居易放言五首中第三首的诗句，讲的是当年周公辅佐成王的时候，在有流言说他怀有篡位的阴谋时，也会感到恐惧。而当年王莽辅佐西汉平帝，尚未篡汉时又表现得谦恭敦厚。礼贤下士。如果周公和王莽都在大家没弄清楚真相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么他们真正的为人处世的品格就没人能够知道了。
这是用周公、王莽故事，说明真伪邪正，日久方验，不能仅仅经过短时间对人行为的考察，就对他的品德做出评判。而应长期观察。才能得出正确结论，这也就是中国人常讲的盖棺定论。
汪精卫留学期间，在海外一时有很多革命党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就有同乡结党的倾向，这些革命党都建立在同乡会的基础上。有孙文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宋仁教的湖南派华兴会，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复会等等，其中以孙文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势力最大。
黄兴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气派，很为年青的留学生们所倾倒敬仰，而孙文则身材矮小，说话慎重，在留学生中间的人气不如黄兴高，但孙文提出了一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比黄兴派的单纯革命相比，在海外华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1905年，孙文从美国再次来到日本，汪精卫和胡汉民，朱执信等广东同乡一起拜访孙文，加入了孙文的广东派兴中会。
汪精卫文思敏捷，擅长演讲，有很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孙文的赏识并委以重用。
由于当时的革命党都是各自为政，力量很分散，这次孙文来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各派的革命党，组成一个统一的革命党，于是孙文前往黄兴的住所拜访。
孙文和黄兴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两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线上，出来没有见过面，而黄兴对孙文的来访大喜过望。
在同盟会刚成立的时候，孙文被众人选为总理，汪精卫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新建的同盟会最初设有三个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汪精卫当选重要职务的评议部部长就说明汪精卫在革命党中有相当的影响力。
此时的汪精卫正如诗中王莽未篡位时的情况，在同盟会内劳苦功高，深受会内同志的敬重，而在国内外华人的眼中也是英雄式的人物，倘若这个时候被满清政府判个斩立决，他的一世英名决计能够名垂青史。
然而现实是没有假设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正值日军兵锋正盛的时候他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出走河内与日本弥合，这对当时的抗日活动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如果说汪精卫初时是受日本人的蒙骗以及蒋介石的打压，但随着日军侵华进一步的扩大，任何欺骗行为都将无所遁形，这个时候的汪精卫完全有反正的机会，但是他却选择了一口气与日本走到黑。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只有两个字，权利！
达尔文说人类是从猴子变来的，也就是说人类自生下来就带有兽性的一面，只是人在进化成长和社会的进步中会用理性的思考去学会如何从善弃恶，但不论怎样人类永远不会摆脱兽性，在一切的社会活动中人性与兽性是并存的。
一如将要在沙皇俄国发生的那场震惊世界的革命，那些一心想要拯救全世界的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后突然发现竟然无人可以遏制自己的权利，于是这些人表面上以革命者的姿态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实质上在享受特权给他们带来的兽性乐趣，利用权力来填补他们无尽的**，以至于这个集团的领袖已不再满足于做人的精神追求，而是选择了要去做神。
就在汪精卫与肃亲王善琦在狱中激烈辩论的时候，徐卫也在朝鲜釜山港布置着他对日作战的军事部署。
此时的新澳港军队的所有军事部署对英国政府来说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尤其是英国军官影响最深的海军，而此时的英国却不希望日本步朝鲜的后尘，故而经常将徐卫军队的军事部署告知日本。
抢滩登陆作战的实施条件非常严酷，无论在计划准备、组织实施、指挥协同、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都会较其他进攻样式更为困难，强渡海区、敌前登陆、背水攻坚带来的高难度、高损耗和高风险也是其他进攻作战所无法比拟的，其在作战中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将会造成巨大损失，即便是登陆作战取得胜利，也可能付出惨痛的代价。
徐卫真正的想要登陆的地点是日本的关东平原，这里不仅是日本首都东京的所在地，也是日本本土最大的一处平原，属于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只要占领这里不仅可以摧毁整个日本的政治基础，还能够摧毁日本的经济基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