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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很多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孟松麓等人的乡约村社尝试，本身就在前朝泰州学派的范围之内，加之搞这件事的时候真正愿意和底层接触的，又多是一些传承了泰州学派思想精髓的儒生。
虽然因为泰州学派当年说武王伐纣之后应该退回陕西、让薇子做天子这件事，使得此时并没有真正扛着泰州学派旗号的人。
但换了衣服，人还是那个人。
孟松麓在权哲身面前，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自可以认为他们学派被西教所染。
然而轮到他们自己的时候，却也被一些宗教想法困扰的不行。
当年黄宗羲就说过，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泰州学派的儒学，走的是平民化、宗教化的路线。
靠气功治病、吟游诗歌、讲演故事，把复杂而成体系的儒学，搞成类似宗教的方式，以一种让“愚夫愚妇”能听懂的方式，传播儒学道德。
学派创始人做过，也说过“入则为国师、出则为万世之师”的话，大体可以看出来他思考的儒学改革方向，到底是什么。
简言之，一群泥鳅、鳝鱼被困在水缸里，奄奄一息。这时候，他这条先觉者，跃入天河，化身为龙，降下玉露，携带这些奄奄一息的泥鳅同入大海。
有诗赞曰：一旦春来不自由，遍行天下壮皇州。有朝物化天人和，麟凤归来尧舜秋！
愚夫愚妇，根本听不懂系统化、几乎哲学化的儒学。
那么，就把儒学简化，简化成平民也能懂的东西，依靠类似宗教的手段、类似宗教道德的方式，让儒学道德深入基层。
其实，就是试图把儒学改成平民宗教，再利用宗教，提升百姓道德，最终做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王道之世。
而这个道德、或者说人人君子的道德构建，又是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伦常秩序，井然无犯”为根基的。
简单点理解，想搞一个“儒教教廷”，通过民间传教的方式，让道德复兴。
平民……平民百姓是更容易接受气功治病、梦中救世、大中垂象这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呢？
还是这些根本不识字的平民百姓，会更容易接受那些大部头的儒学理论呢？
这学派，在明末的时候，就被多少人喷过了，说这根本不是儒学，含教量太高，这么搞肯定最终会搞成黄巾、白莲。
再说了，儒家的学问，是那么简单能理解的吗？是平民百姓靠几句诗歌、道德、乡约这些关乎日常所用的东西，就能解释明白的吗？
这么搞，这还是儒学吗？
其实某种程度上，明末顺初的诸多事，都算是复现了当年朱熹的预言。
毕竟朱熹的学术底子摆在那，是明知道有些东西是假的，但为了对抗而假装不知道的那种人。
朱熹早就说过，陆王心学这一脉，被佛禅所染，早晚会找不到出路，最终兜兜转转发现走不通，自然会回头。
而事功学说、功利学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是可能动摇根基的。不是动摇他的根基，而是可能展开之后，最终把孔孟的根基给刨了，哪怕叶适陈亮他们都是儒生，但这条路走下去会很危险，难以控制。
明中期到明末顺初的种种，基本是沿着这个套路来的。
空谈心性，导致东林党的道德尊朱派回潮，阳明之学盛极而衰，自然回头；道德尊朱派的路也走不通，实学派崛起；实学派、考证学、功利学崛起，直接挖了朱子学的根，也导致了打开了缺口，以至于有之虞，因为只靠周孔的原旨圣经撑不起整个天下。
至于如今，程廷祚、孟松麓等人尝试儒学复古的乡约村社时候，所处的位置，又必不可少导致大量的泰州学派的儒生投身其中。
因为，泰州学派一脉觉得，和百姓接近、搞平民化，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也只有他们，才肯真正扎根村社，与那些泥腿子接触，讲授儒家道德。
颜李学派，终究走的还是精英主义。
颜元的想法，是认为儒生的路走歪了，所以要搞分斋教育，把一个个儒生，都搞成六边形战士——懂学问、懂水利、会武术、懂兵法、知天文、懂地理——由他们引领百姓，发展经济、开展教化。
这和明末的大混乱时代，有直接关系。
按照颜元的设想，如果顾炎武说的六十万生员，各个都是颜李学派试图树立的那种形象。
即不是六十万废物蠹虫，而是六十万会武术、懂兵法、懂水利、知天文、懂算数、会稼穑、服从指挥、绝对听从师长的生员，做到，做到“先生有命，弟子赴汤蹈火而从之”，每个儒生都是合格的君子，明末那点事还叫事？
目的还是培养几十万有能力、有技术、有道德、有学问、能打仗、会种田，上马能直捣黄龙、下马能治水均田的儒家精英。
那么，他们认为，若真要办成了，再把土地问题解决了，理论构建完成了，天下根本就不再可能出现明末那种差点神州陆沉的情况。
而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生存的年代，东虏还是大明忠臣呢，压根没有什么太大的外部威胁。
反倒是内部，死气沉沉。
王艮在拜师王阳明之前是干啥的……一个盐丁出身的，出去“做了几年生意”就“家道日裕”了。干的啥买卖，也就不必说了。
私盐贩子出身，对于内部那种暮气沉沉、封建枷锁、等级制度，肯定是相当不满的。
他由心学衍生出的“淮南格物论”，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天道存在，那么，普通百姓、愚夫愚妇的吃饭穿衣、欲望需求，这就是天道。
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关键是。
玄而又玄的那些东西，百姓不知、不行，这就明着这些玄而又玄的高深理论，都是异端。
于愚夫愚妇相同的，是谓同德；于愚夫愚妇相异的，是谓异端。
甚至直接说“六经皆我之注脚”。
还有“庶人非下、侯王非高”。
这是一套标准的为小生产者、工商业者、小商人小资产者服务的意识形态理论。
发源于日渐发达的商品经济、明中晚期对封建人身控制的放松、小生产者私营手工业逐渐发展的现实情况。
而他是盐贩子出身，理论基础不够扎实，所以漏洞太多，很快就被大儒批的体无完肤，认为这套东西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
也正是因为他是盐贩子出身，理论基础不够扎实，所以在传道的过程中，反而比较善于用一些平民百姓听得懂的宣传方式，歌谣、唱诗，讲故事，偶尔再讲个“神迹”，梦中托天而救世等等，影响极大。
而泰州学派的另一位，何心隐，则是组织了聚和会。这不是东林党那种松散的地域或者说党争冠名的党，而是真正有政治理念。
虽然是空想的，但也是有政治理念并且做了尝试去搞乡村自治、甚至有可能准备武装抗苛捐杂税的。
到李贽那，思想更是直接放飞，被儒学主流评价为“人妖”、“异端之尤”、“妖怪之物”了。
泰州学派，出了名的“以狂闻名”。
但其实颜李学派这群人，也狂的一批。比如王源年轻时候就是个愤青，得谁喷谁，李塨直接说：“你我之辈，当与尧舜周孔衡长短，何故教论时辈耶？”咱们是要和尧舜周孔看齐的，和这群庸碌之辈扯淡，毫无意义。
如今，这两派凑在一起，难免产生一些奇妙至极的化学反应。
一派狂，是公认的异端，是异端之尤、祸乱天下之邪说，甚至还要为明末的思想混乱背大锅。
另一派也狂，说自己是真正的儒生，至少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然后说只读经书之辈，非儒也，文人也；而天文地理算数物理音乐骑马射箭兵法农学这些，一分学、九分实践，能够精一艺的，才算是入门级儒生。文人压根不配叫儒生。
一派走的是人人成圣的精神需求之路。
一派走到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反面，从一开始就认为均田为天下第一仁、天下第一义，虽然空想过诸如赎买、自发还田等等，但核心思想还是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只是认为无需暴力，可以通过温和手段解决，甚至或许可以靠地主的仁心自发还田给佃农。
基本上，颜李学派王源的“惟农民身份方可有田论”、“城市土地房税论”、“商人纳税额度授勋提升为虚衔士大夫论”，算是旧时代土地均田思想和工商地位的最终版本了。
旧时代限定下，不可能提出比这个更高级的版本了。
泰州学派后期的儒学平民化、人人成圣论、歌谣唱诗传道法，也算是走到了儒学宗教化的边缘了。
按说，这两派应该算是两个反向极端了，压根不可能有坐在一起聊天的可能。
但有两种情况，两派可能会聚在一起，搞出点事情来。
一种，就是社会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两家走到了一起，来“救世”。
成体系的天朝均田田亩制，配，梦中托天救万民的神迹。
六艺精湛能打仗能种田懂水利会兵法、认可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的“真”儒生，配，歌谣布道传名教的平民化儒学魔改。
一家动则一家兴、天下动则天下兴的习动理念，配，泰州聚和会的超越了宗族的组织模式。
……指定是能搞出点大事的。
甚至基本就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巅峰配置了，要素齐全。
另一种能让两家走在一起的情况。
那就是大顺此时特有的“盛世”危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