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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睿属于那种赤胆忠心型的，这点崇祯不怀疑，只是这老头过于迂腐，性格又十分倔强，否则他也不会冒险提出南迁之议。说他迂腐在于他不懂见好就收，见崇祯赞同自己的意见，居然又提出了关于崇祯皇帝内库这一敏感问题。
明朝的皇帝总爱弄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做，有的不做皇帝自己去当将军，有的做木匠，还有的想当神仙，当然崇祯不属于这一范畴，他想当皇帝，并且想当一个好皇帝，然而他志大才疏并且继承了他老子“万历”皇帝的优良传统，很善于弄钱，也继承了他哥哥天启皇帝的“优点”，加税没商量，自己不但私设内库而且敛财无数，所以到底他的内库有多少钱，大臣们心里也都没数。
没有充足的资金，便无法征募新兵，且南下途中也须犒赏将士。“内帑不可不发”，李明睿说，“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他也深明此时军队的状况，没有钱是行不通的，崇祯也同意非有一笔钱不能成事，但是一旦说道钱从哪里出，就开始耍赖，他是一国之君，富有四海，留着银子又不能自己上街去花，更不用为自己的生计发愁，但他却坚持认为不应由内库出钱，而应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做出安排。
在这一点上，君臣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明睿的态度近乎强硬，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而南下之行就将被称作逃跑。“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
崇祯帝点头不语，但并没有最后拿定注意。时间已很晚了——三更已过——他颇感疲倦，遂将李明睿打发走了。三天后，另一解救危局的提案呈到御前：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将孙承宗从宁远招回，但这一建议被崇祯抛在一边，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李明睿的话，他拒绝召回东北军队，因为那将意味着将大片区域让与袁崇焕。
最后，崇祯转而抓住大学士李建泰提供的一根救命稻草。李建泰很富有，他答应捐银100万两，用来征募一支军队，以救援其家乡山西。不幸的是，李建泰只能征募到京城中素质最差的人——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他们根本不听号令。
崇祯帝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李建泰出征仪式搞成欢送的盛宴，并亲自登上城头目送这支足有3万人的大军在鼓乐和旌旗的伴随下缓缓西去，崇祯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大学士的成功之上了，希望这支军队能挡得住代善的八旗，迫使女真人无法越过长城，而是直接去攻击关外的袁崇焕。他曾对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
从一开始，这支军队就注定要遭到惨败。甚至在其出发之前，算命先生就预言其必败；李建泰所乘肩舆的杆子又不祥地折为两段。队伍刚一出城，后面的士兵便开始逃跑，3000宫廷禁军也公然全体溜回北京，当大军缓慢地（每天只行30里）通过河北时，最令人沮丧的可能就是李建泰的士兵到处遭到冷遇。北京城内纷纷传说，李建泰的士兵只有谎称是李自成的部下，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人们还听说，许多城镇都将这支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害怕农民军。
就这样一路磕磕绊绊的大军终于行至张家口处的长城准备依靠坚固的城墙来抵御八旗的劲旅，而此时的八旗已经开始脱离从前完全依靠骑兵的作战方式，他们开始更注重火炮。这可是血的教训，在和朝鲜联军的若干次战斗中，八旗都是在火炮上吃瘪的，火炮先夺其声，再夺其魂，血肉纷飞的场面对士兵的心理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女真人对火炮有着一种几乎天生的恐惧，又有一种无法理解的狂热，在皇太极与归化落脚并且建国之后，除了派出部队突袭中原进行劫掠以外，几乎将全部的经历投注在火炮的试验和制造上，凭借多年前在永平劫掠的工匠，皇太极已经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手艺人，他们之中也不乏一些天赋很高的人，再加上皇太极的高度重视，所以在火炮的制造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改善。
这种优化和进步率先的被李建泰所招募的这支军队体验，排山倒海呼啸而至的炮弹将城墙砸得满目疮痍，数万的骑兵摇旗呐喊，震耳欲聋的军鼓声都让这支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部队，从内心中恐惧。
这些地痞流氓在京城里欺负老百姓可以，但是面对凶悍无比的女真骑兵时大都瘫软在地，早知道这样就是给再多的钱也不来了，什么也没有自己的命重要啊，几乎是不约而同，众士兵一生吆喝，纷纷撒腿就往回跑，也不管方向道路只要原离战场就可以。
“回来，该死的，你们都给我回来，小心我军法从事！”李建泰嗓子都喊哑了，可是照样没人理睬他，就连他带出来的家将也抽冷子溜了。再不走的一定是傻子，靠剩下的这万八千人和数万的骑兵较量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就是踩也会被踩死的，李建泰绝望的看了看城下八旗士兵，口中哀号道“皇上，臣先去了！”带着凄厉的哀号纵身跳下城墙。
伴随着李建泰的自杀，张家口一线彻底崩溃，代善的八旗如入无人之境进入山西境内，经过还不到一年的休养山西再次遭受磨难，这一次女真人似乎更加肆无忌惮，侵略的范围更广，并且首次占领城镇，而不是像以往一样一走一过。
“是占领！”这时满朝的群臣明白过味来，所谓的借道山海关不过是一个借口，凭着这个借口皇太极可以轻易的撕毁和明朝达成的协议，肆无忌惮的向中原进军，这一次目的不是劫掠而是占领，彻底永久的占领。
八旗越过长城以后没有像以往那样大肆的劫掠，相反的凡是占领一处都占领县衙，贴出告示，封存粮库，转眼间不到半个月，大半个山西已经尽入皇太极之手。这时明朝抵御这支由北方骠悍的骑兵的，只剩下驻守京城西北居庸关的一支怯懦的军队。连12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认识到，靠这点力量保卫京城，其希望实在太小了。当时，他正恭恭敬敬地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他不由沉思良久，即而痛楚地说道：“二‘乎’字可玩。”其讲读只好尴尬地笑笑。
12月6日，崇祯皇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皇帝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
第一种意见是由皇帝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帝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皇帝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
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在抵抗异族入侵的时候，国人似乎异常的团结，这是他们这种立论的理论基础，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大半个山西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丢掉的。而历史告诉我们，汉民族对女真人的反抗之所以强烈是因为当时剃发令的下达，更何况整个北方数年来灾荒不断，兵难不断，百姓们唯一希望的就是得到一口饱饭而已，但是就是这一点我们可爱的崇祯皇帝也达不到。崇祯最喜欢的是自以为是，是将那些他看不顺眼的大臣降职查办，以此显示自己的英明和大臣们的无能。
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帝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皇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帝，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
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崇祯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清军或者是朝鲜联军，这一点李明睿也解释的很清楚，“以中原之地引其互争，正可坐收其利”，再说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中原也不一定陷落，他的这种安排只是比较保险而已。
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这些官员形成了第三种建议就是死守中原，在各地招募义军，甚至是可以招降李自成，共同抵御外虏，他们相信只要有皇帝留在北京，由他登高一呼，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这些人会晓得民族大义的，自己的财产也会得到保护，殊不知李自成所率领的这支义军都是由不识多少大字的农民组成的，让他们有这么高的觉悟恐怕很难，至少需要一个教育的过程，至于这个过程需要多久大概只有天知道。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南北方官员对这些战略的激烈争论，看着底下的群臣已经吵成一锅粥，崇祯皇帝十分厌恶，他甚至心中曾经恶毒的想到要将这些人都处死，但是这是不可能的，那样自己岂不成了光杆司令。
就在紫禁城内还未是否南迁而争论不休时，山西的首府太原，这一坚守到最后的坚城也终于被八旗攻破了，整个山西几乎都在女真人的控制之下了。
太原陷落之后，崇祯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
崇祯皇帝再次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崇祯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崇祯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温体仁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崇祯皇帝陷入了困境。
看着下面的群臣，崇祯皇帝脸上青一片红一片的，他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
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崇祯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
崇祯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帝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
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崇祯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崇祯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
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帝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12月16日，光时亨上疏崇祯，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和朝鲜，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稳固了京畿重地，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孙承宗，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以及从陕甘召回洪承筹，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
但是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孙承宗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帝的首辅大学士温体仁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朝鲜。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孙承宗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八旗的攻击之下。
就在整个崇祯朝廷还在为留与不留，召还是不召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我带领着二十多人，经历无数艰辛，终于赶到了登州，迎接我的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