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七十九章 靖康之难(九十七)

坦克刚大木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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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一大早,金使赵少监在留守司传达监军命令:请梅执礼等八位提举官出城,赴南薰门外接受训令。

    梅执礼等人一听,感觉情况不妙,事情有些严重。有人担心道:“吾侪傥出门,必留营中不返矣。”

    但也有人不以为然道:“金人刚限期五日,正需我辈去根括,且前三日所纳金银之数比前一月翻倍,复何罪可留?”

    正当他们犹豫不定时,金人又遣萧庆前来催促。不得已,他们只好出发。

    梅执礼等八人刚走出南熏门,便见人称金牙郎君的监军,黑着脸,倨坐在一面旗帜下,四周全都是手执军器的金兵。

    监军先朝他们八人一顿呵责,然后不容分辩,下令将梅执礼、程振、安扶、陈知质四人用狼牙棒击死。之后又斩首,“弃其尸于门下”,令他们家属用金银来赎尸首。

    接着,监军又下令,将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监察御史姚舜明、黎确,肩背各杖百余。这四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几近于死。

    最后,监军下令道:“根括官已正典刑。限五日缴齐金银,或尚不足,当纵兵自索。”

    关于梅执礼等四人被害之原因,一种说法是,因他们不肯配合金人搜刮金银,“以金银不实故害”。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他们“欲结兵以救二圣”,而他们与王时雍有矛盾,王时雍于是密报金人。金人“欲明正其罪,恐动众心,故以金银事杀之。”

    当时,金人的确已探得康王令宗泽屯澶州、闾邱升屯濮州、黄潜善屯曹州、赵野、范讷屯南京、向子野屯钜野、何志同屯许州。宗翰对此一直保持高度警觉。

    或许就是二月二十四日晚上,梅执礼等人回城后,王时雍密报宗翰,说提举官梅执礼、程振、陈知质、安扶,欲集城中溃卒做康王内应。于是,第二天宗翰下达了处死令。

    二月二十五日这天,“天宇昼冥,士庶皆陨涕愤叹。”从此,京城人心更加忧惧。人们以为,金人杀侍从、捶台谏,“启变乱之端定在朝暮”。于是,有不少市民又开始持兵器巡警,像当初金人刚登城时那样。

    不久,金使又来留守司传达帅府命令:所纳金银数量太少,故科定在京官员按官序交纳。执政官纳金二百两、银二千两、表段五百匹;侍从官纳金一百两、银三百两、表段一百匹。其余官员,由开封府与御史台负责划分等级,科定数目。并令日下送纳,如迟,全家押赴军前。

    开封府与御史台经过紧急磋商,将京城九品以上官员分为九等。确定好金银表缎数目后,便派人逐家逐户上门收取。又根据各家庭经济条件不同,划分为三个等级,逐家逐户进行摊派与认领。

    金人已明确要求,这件事必须当天完成。否则,就要将留守司与开封府官员及其全家押赴军前。这些高官们为了保家保命,于是,上蹿下跳,四处催促,急于星火。其余各级官员不堪其苦,怨声载道,引起“一城骚动”。

    自从二月六日宋钦宗被废为庶人以来,金使每次入城,不论早晚,皆直接进入皇宫,“如诣私室”,很是随便。他们甚至折花饮酒,自相娱乐。有时他们还乘着酒醉,将鲜花插满头,骑着马“联鞯而行”,招摇过市,旁若无人。

    京城观者无不痛恨,“恨不碎其首,而食其肉也!”

    二月二十五日傍晚,忽然从金营传出一个不幸消息:年仅十六岁的永福帝姬赵佛保死于刘家寺。

    康王大元帅进驻济州后,对军中经费不足、粮食不继,甚为忧虑。二月二十七日,随军转运使梁扬祖分析当时局势,向康王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梁扬祖说道:“京城围闭,盐法不通,私商公行。国之利源,徒成虚设。乞权宜比类在京榷货务法,措置印造给卖东、北盐钞,许商人入纳见钱买钞引,前去两路盐场,请领盐货,候金人退、京师城开日住罢。”

    康王表示同意,并委任梁扬祖总领措置元帅府财用,负责督办此事,杨渊为副。

    梁扬祖于是召集人员开置印造局,以兵马大元帅府名义印造盐钞,依次分发给济州、濮州,广济军、兴仁、东平、济南府,以及沿黄河两岸各州、军。

    不久,“商人入纳,至百余万缗。”从此,“公私称便,军须供亿遂有羡余”。印造盐钞可谓一举两得,既解决了元帅府财政困难,也减轻了百姓军费负担。

    也是二月二十七日那天,在京城外刘家寺军营,宗翰、宗望派刘彦宗、刘思与高庆裔去会见张邦昌,并通知他:城中百官推戴他当皇帝。

    张邦昌闻言大惊,当场“痛哭倒地”。他一会儿呵责刘彦宗,一会儿又大骂城中百官,并扬言要绝食,宁死不从。

    张邦昌说道:“康王军中有文臣耿南仲、武臣刘光世,必竭力辅之。赵氏必中兴,立邦昌,徒取诛灭。”

    张邦昌本来跟肃王、曹驸马一起在燕京做人质,上个月,他们被金人从燕京带到刘家寺。对于这段时间里,京城百官推戴他当皇帝一事,“皆不知也”。

    宗翰、宗望见张邦昌也不愿当皇帝,这可怎么办?他们想来想去,觉得还得让京城百官签名推举。于是,又派吴幵、莫俦入城,令王时雍再次召集百官签名,共同推戴张邦昌为帝。

    王时雍遵命,将百官召集到尚书省,让大家在推戴状上签字。

    光禄大夫中太一宫使唐恪,在推戴状上签字后即回家,神情凄恻地对几个儿子说:“吾为大臣,而国家至此,顾力不能救,独有死耳!”说完,即饮药自杀。

    半个月前即二月十三日,群臣曾在秘书省开过一次会,商议推戴皇帝之事。那天,秘书省大门外贴着一份公告,说金人已废宋帝为庶人,百官要推戴有德望之人出任皇帝。唐恪一边看公告,一边“大恸”。这时,有一年少郎君,朝唐恪斥责道:“公为丞相,不能为朝廷计事,以至今日!况朝中皆亡国之大夫也。平时鬻卖官爵,习蔡京不法所为,犹厚颜赴议举异姓,实负国家,哭之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