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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被孔熙先带到了沟里，终于再分辨不清黑白曲直，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身为《后汉书》的作者，东汉那么多宫廷内外的勾心斗角，范晔如数家珍，说起来还是有一定政治能力的，遗憾的是遇到了孔熙先，不幸堕入迷局之中。
范晔刚出道时，担任过刘义康的王府助理官，因特例独行，目无尊卑，触怒了刘义康，而遭贬谪。
所以当孔熙先说要尊奉刘义康时，范晔其实是不为所动的，但当提到敏感的家族问题，范晔到底精神失守了。
谢综的父亲谢述，也就是范晔的姐夫，深受刘义康的厚待，谢述的弟弟谢约，还娶了刘义康的女儿，谢综甚至在刘义康倒台之后，还担任刘义康的机要军事参议官。
孔熙先与刘义康秘密取得联系之后，刘义康死灰般的内心瞬间就有了生机，让谢综从豫章返回建康，传达了对范晔的歉意，希望消除昔日的不愉快，同心协力地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范晔想到朝中诸臣的嘴脸，心下一横，反就反！
大将军府秘书长仲承祖，建康市长徐湛之，道士法略，尼姑法静，法静的妹夫、禁卫军军官许曜，都和刘义康的关系不错，先后加入进来，于是一场政变悄然酝酿起来。
孔熙先是个十足的愤青，暗中让人调查平时不喜欢的人，列了一个黑名单，准备夺得大权后，全部进行诛杀。
为了师出有名，孔熙先还让弟弟孔休先撰写了起事当天用的文告，宣称：“叛徒赵伯符（时任领军将军，是刘义隆的表叔），罪大恶极，率军冒犯皇上，大祸延及储君，徐湛之和范晔，不顾性命危险，挥刀奋战，斩赵伯符和他的党羽，现在派护军将军臧质，携带皇帝印信，前往迎接彭城王登极。”
这是典型的拉虎皮作大旗，孔熙先只是个小人物，但把这几位推到前台，影响力可就大多了。
徐湛之和臧质都是皇亲国戚，范晔则是朝中炙手可热的红人。
但为了谨慎起见，孔熙先认为这种事必须要以刘义康的名义才更有号召力，于是让范晔模仿刘义康的笔迹，给徐湛之写了封信，信中说是要让他肃清皇帝左右的恶人。与事人等，都以这封信宣示立场，以免误伤和走露风声。
谁又能料到看似缜密的计划，最后会崩溃的那样快。
445年9月16日，刘义隆在武帐冈（建康广莫门外的宣武场）摆下筵席，为衡阳王刘义季饯行。
离开皇宫时，刘义隆吩咐儿子们不要吃饭，等到武帐冈参加宴会时再一起进餐，可是宴会布置得有点繁琐，下午两三点钟了，还没有开饭，皇子们无不饿得肚子咕咕叫。
刘义隆借机对他们说：“你们从小就生在富足家庭，看不见人民的贫困，现在让你们感受一下饥饿的痛苦，才知道节约俭朴，爱惜物力。”
但大家也就听听笑笑罢了，只是晚吃会饭而已，谁能想那么深远？
刘义隆尴尬地进行失败的家庭教育时，许曜就站在旁边担任侍卫，把佩刀微微拔出刀鞘，向远处的范晔使个眼色，示意他把握此时的机会，立刻行动。
可是范晔本不是真心造反，看着刘义隆与儿子们其乐融融的场面，如何肯下手，而且他也不是身材健硕的型男，只是个五短身材的猥琐大叔，亲身涉险也是办不到的。
许曜当然也不敢做出头鸟，如果真的要为刘义康殉道，也不必示意范晔，直接自己动手岂不更方便。
时间过得很快，宴会结束之后，徐湛之已获悉了许曜的动作，担心消息已经泄露，索性把所有阴谋和盘托出，提早与孔熙先他们划清界线。
刘义隆听完有些将信将疑，让徐湛之搜集证据，徐湛之便把政变文告和参加的名单，一一呈报，刘义隆瞬间火冒三丈，让有关单位彻查此事。
当天夜里，范晔就被传唤入宫，软禁在藩属事务部。
孔熙先兄弟则直接被捕入狱，在一番逼问下，他们对罪行供认不讳，并指认范晔是背后主谋。
范晔自觉冤枉，所以开始拒不认罪，直到刘义隆把他的手书拿了出来，范晔顿时万念俱灰。
第二天，范晔也被押往监狱。
按范晔的预期，当天他就会被处死，但刘义隆要彻查此事，所以一连二十几天都没有动静，范晔又燃起一线希望。
监狱的看守故意戏弄他说：“外面谣传，总管可能会判无期。”
范晔刚听说时，惊喜交加，但很快就意识到只是一句玩笑。
12月11日，范晔、谢综、孔熙先，以及他们的儿子弟弟、同党，全都伏诛。
行刑前，范晔的母亲也赶到了刑场，悲愤地斥责范晔，拍打他的脖颈，范晔强忍一口气，不动声色，接着妹妹和姬妾们也来送行，范晔终于哭了出来，声音之大，直冲霄汉。
一代史学大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他在狱中时还念念不忘编写的《后汉书》，给外甥侄子写信说：“《赞》是我的文思精华，没有一个字没有用处，这部书流行之后，理当有知音。自古以来，内容这么庞大，思考这么缜密，还从没有过！”
性命危在旦夕，还对自己的作品这么上心，着实苦涩。
并非是他自负，《后汉书》的的确确是史学佳作，且名言警句颇多，诸如疾风知劲草、有志者事竟成、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等等等等。
臧质是臧熹的儿子，也就是刘裕的侄子，与刘义隆是表兄弟，徐湛之是刘义隆的侄子，所以二人都平安无事。
唯独范晔这个名副其实的局外人，偏偏成了谋反的罪魁祸首，稀里糊涂掉了脑袋。
两晋南北朝时期涌现了大批文豪级人物，但在政治上最得意的莫过范晔，而死得最离奇荒唐的也非他莫属。
在他之后的人暂且不说，之前比较知名的像干宝（代表作《晋纪》《搜神记》）、陶潜（《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二人官位都没有范晔的高，陶潜甚至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由，借山隐居，但他和干宝都得以善终，且在民间的口碑很好。
当然无论范晔的遭遇有多不堪，丝毫不影响《后汉书》在史学界的地位，单凭这一作品，范晔也足以名垂青史。
与其说谋反，不说是几个闲得蛋疼的人集体自杀，这些人死后，刘义康的心情当真是瞬间降到冰点。
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谋，但既成了乱臣贼子打出的旗号，总是要为此付出代价，有关单位奏请削除刘义康的爵位，逮捕交付司法部定罪。
12月13日，刘义隆下诏：“剥夺刘义康及其儿女的所有封爵，全家贬为平民，注销皇家户籍，押解安成郡软禁看管，由宁朔将军沈邵为安成郡长，率军防守。”
沈邵是刘裕时代的名将沈林子的长子，与其弟沈璞，同受刘义隆的宠信，是此时吴兴沈氏的代表人物。
刘义康在安成无事可做，只有读书度日，当读到西汉淮南王刘长的事迹，不禁放下书本，叹息说：“原来古时候就有这种事，我竟不知道，弄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应该。”
读史使人明智，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值得后人借鉴的事件，当理清了其中的来龙去脉和黑白曲直，总是对当下的作为大有裨益。
刘义康的话未必出自本尊，但毕竟发人深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