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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道成借着刘氏皇族大乱的机会，结识许多英雄豪杰，麾下人才济济，成功积累了大批政治资本，为后来夺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沈攸之被迫上路，与北魏镇东大将军尉元展开交锋，几个回合下来，死伤惨重，尉元还特意把在正月战役中俘虏的冻烂双脚、只能用膝盖爬行的宋兵，悉数送还回去，用以打击沈攸之的士气，更让宋军壮志全无。
这时刘彧终于回过味来，认为不应该出军，于是紧急派人通知沈攸之回去。
而沈攸之已前进到距下邳五十余里的焦墟，陈显达奉命领军前往接应，双方在瞧清口会师。
魏将孔伯恭几乎同时赶到，大破陈显达和沈攸之联军，沈攸之仓惶败退，负伤逃入陈显达的营垒，龙骧将军姜彦之当场战死。
467年8月18日深夜，陈显达的营垒在过度恐惧中崩溃，军队四散逃命，沈攸之乘轻骑向南逃往淮阴基地，军用物资和武器全都丧失。
这场损失本来可以避免，刘彧不分轻重缓急，不看强弱形势，终于让部队倒了霉。
倒霉的不只有部队。
刘宋中级国务官徐爱，早在刘义隆时代就开始掌权，对于当时还是亲王的刘彧，一向没有放在眼里，刘彧怀恨在心，解决了一众侄子之后，很快就下诏列出徐爱的条条罪状，把他放逐到交州。
当然也有人占了大便宜，刘彧先前的侍从亲信就跟着“鸡犬升天”，巢尚之、戴法兴、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等人，全都获准参与政事，尤其阮佃夫、杨运长和王道隆，因为直接促成了刘彧称帝，所以倍受宠信，在朝中权力如日中天，无人能及。
这些人出身卑贱，长期从事下等工作，陡然成了人上人，变得十分凶暴，阮佃夫是其中的典型，当别人谄媚他时，立刻有赏，偶尔冒犯，灾祸立即临头，送给他的绢少于二百匹，连封回信都不写，住宅饮食宴会，豪华程度远超亲王，歌女的衣裳连宫廷都自叹不如，朝中无论大小官吏，没有一个不对他巴结奉承，阮家的奴仆差役，则纷纷破格提拔当官，车夫甚至都成了虎贲禁军指挥官，马夫甚至成了员外散骑侍从官。
部属如此，刘彧本人也没能强到哪里去，消停两年就原型毕露了，给百姓和朝野官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也让刘氏皇族在国内威严扫地，彻底失去了延续祖宗基业的希望，为新一轮的政权更迭埋下了伏笔。
崔道固和沈文秀等人若是能预见到刘彧未来的变化，应该不会那么卖命守城吧，为那样的主子图个什么劲呢，还不如早早归顺北面的敌人。
所幸他们没有等到刘彧黑化，就早早城破人降，否则心情一定更沮丧了。
468年2月14日，慕容白曜围攻历城一年有余，终于攻陷东门外城，崔道固无力回天，为了保全无辜百姓的生命，自己反绑双臂出城投降。
梁邹的兖州督导官刘休宾也无奈献出城池，慕容白曜把他和崔道固，以及他们的僚属，全都送到平城。
3月，慕容白曜大举进军包围东阳，对沈文秀下达最后通牒。
刘彧紧急任命沈文秀的弟弟、征北将军府大营军事参议官沈文静为辅国将军，指挥高密等五郡民兵从海路北上，援救东阳。
援军抵达不其城时遭到北魏阻截，又切断退路，沈文静无法前进，只得据守不其城，坚持了半年多的时间，最终城破被斩。
12月，慕容白曜率军攻入东阳西门外城。
东阳外无救兵，内缺补给，士卒日夜奋战，头盔铠甲不能离身，都生了虱子，可是却无背叛之心，硬生生地又拖了一个多月，于次年正月24日，终于抵挡不了魏军攻势，城池正式落入北魏之手。
沈文秀脱下军装，换上文职官服，手拿皇帝颁发的符节，端坐书房，静候敌人光临。
北魏士卒先后涌到，咆哮着问沈文秀在哪里，他们被东阳城困了三年，也有理由发火，沈文秀大声说：“我就是！”
士卒们争先恐后地把他捉住，剥光他的衣服，五花大绑地押送给慕容白曜。
沈文秀坚决不肯向慕容白曜叩头，义正严辞地说：“你我都是国家大臣，为什么要我下跪。”
慕容白曜迟疑了一下，也不再追究，让人还给他衣服，送给他饭菜，然后加上脚镣手铐，押送平城。
这样的人物到底不是寻常士卒可比，献文帝拓跋弘亲自接见了他，当面指出他的罪过，但最终加以赦免，把他当作下等宾客相待，允许他穿粗布衣服，吃素食，后来敬重他顽强不屈的精神，稍加礼遇，并任命他为地方部族总监部初级官。
随着青州的丢失，宋魏两国正式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再无汉臣。
冯太后刚刚主持朝政，就收此大礼，真是做梦都要笑醒了。
在此之前的467年8月29日，拓跋弘的妃子李夫人，生下皇子拓跋宏，按惯例，李夫人被迫自杀，冯太后亲自喂养这个小孙子，朝政放手交给14岁的拓跋弘打理。
拓跋弘颇有明君风范，处理国事不辞辛苦，赏罚严明，擢升清廉有操守的人，罢黜贪官污吏，使得北魏自建国以来，首次对清廉和贪污有区别对待，民间百姓大为欢欣。
因为连年大旱，遍地饥馑，再加上对刘宋青徐的军事行动，山东人民的田赋差役十分沉重，拓跋弘下令地方官员仔细评估人民的贫富，将之分为三等，作为征收赋税的标准，每等再分三级，上三级运到平城，中三级运到其他各州，下三级则运到本州州政府所在城池。
除此之外，为了改善民生，拓跋弘还把正规田赋之外的十五种杂税全都废除，从此人北魏民众的生活终于可以自给，摆脱了赤贫的面貌。
拓跋弘崇信佛教，对佛教徒十分包容，听从佛教总监昙曜的建议，规定凡能每年捐赠谷米六十斛给寺庙的，称为寺庙户，所捐谷米称为寺庙米，遇到饥荒，拿出来赈灾，供应饥民，又把民间的重刑犯和发配到官府的奴隶改造为佛图户，到各地寺庙当差洒扫。从此寺庙户、寺庙米、佛图户遍布各州镇（北魏除依照汉人政权设立州郡以外，在北方沿边地带和重要的军事基地，设立镇，镇长官称为镇将，即防守司令）。
经过拓跋濬和拓跋弘两代的努力，佛教不但恢复了往日的生机，甚至更加繁荣起来。
而在长江以南，佛教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到萧梁时已是“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壮观场面，实际寺庙的数目远比480要多。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佛教会在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呢？
佛教从东汉引入以来，一直是不温不火的状态，这与佛教本身有很大关联，因它主张轮回、善恶有报等理论，太平盛世并不会产生多大震慑力，但在乱世之中，人民流离，生活困顿，弱者无力捍卫自己的权利，突然忽然这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片“圣地”——恶人们终将作茧自缚，下个轮回受尽切肤苦楚，弱小无依的人们，只要虔诚信仰释加牟尼，下一世会衣食无忧，享尽荣华富贵。
此生的希望已然渺茫，真的有来世吗？没人知道。但即便有亿分之一的希望，弱者总是会倾心依附。
就是无数的苦难百姓，才真正推动了佛教的盛行。
就像无数的痞子流氓促成了基督教的繁荣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基督教宣扬恶人也有机会上天堂，只要信奉耶稣。
同样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爆发出摇动世界的力量，也是因为其“教义”足够吸引人，吸引绝大多数人，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处在下层，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是要翻身，要成为人上人，所以就必须全部身心投入到某某主义的建设中去。
投其所好，不但对于个体，对于集体也是屡试不爽的，并且当集体的基数足够大，就足够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伟不伟大，不好定论，但大事业是肯定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