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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欢退去，邙山之战也宣告结束。
充满各种戏剧情节的第二次邙山大战，让东西魏双方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在对方没有出现大的破绽之前，想要实现统一北方的宏愿，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基础更雄厚的东魏也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但不可否认，成败的待遇一定是大相径庭的，东魏毕竟打了个漂亮仗，善后工作就可以做得更轻松自如。
西魏边陲的小部落，趁着西魏政府军挫败的机会，不时引发骚乱，虽然不足以动摇西魏，但也让宇文泰疲于应付，东魏大将侯景便在西魏把精力放在平叛的时候，一举收复北豫州和洛州等地。
早于542年8月16日，高欢便擢升仪同三司、文官部长侯景兼任副行政长官、中央驻黄河以南特遣政府总监，特别授权他可以随机应变防卫或进击萧梁及西魏。
侯景如此受到器重，足见高欢对他并无一丝猜忌，但侯景却一直心存介蒂，并最终迈出危险的一步。
就像电影《非常嫌疑犯》里面的口水金特，侯景貌似猥琐卑贱，很容易让人产生轻视的念头，但越是这种人反而在某一时刻让旁观者大跌眼镜。
站在高欢的立场上，他就看错了这个和他一起从底层爬起来的小人物，他认定这种人，只要能给予足够的好处，就一定能换取忠诚，因为这种人因为自身的缺陷，天生骨子里就是自卑的。
但其实自卑分很多种，有种是自轻自贱，而还有一种则是流于癫狂，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敌意，想当然地认为别人都想害他，所以不信任任何人，甚至厌恶任何人，所人人包括自己的亲人，都不过是达成自己目的的垫脚石。
侯景就属于后者，只是这一时期的他，表现还极为含蓄，也不怪高欢没有识破其真面目。
相比之下，同样与高欢一起创业的司马子如、孙腾、高岳、高隆之等四人，就远比侯景看起来要充满威胁。
这四人是留守京师的要员，因为高欢一直都在自己的大本营晋阳，所以他们在邺城就有充分的自主权，权势之大，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望而生畏。
高欢既已意识到不能轻易吞并西魏，便把精力放在国内，打算消弱他们的权势，以稳固自身权力，所以特别让长子高澄出任最高统帅、兼立法院总立法长，同时把监察院所掌机要事务，全划给立法院，文武官员的赏罚，都报告高澄裁决。
高澄本年23岁，正是充满活力的年龄，且他本就任性妄为，得到父亲的授意，对这份工作简直不要太喜欢。
孙腾有次拜访高澄，因为态度不够恭敬，高澄让左右侍从把孙腾从床上揪下来，拿刀柄拼命殴打。
太原公高洋有次在高澄面前，称呼高隆之叔父，虽然辈分如此，但高澄勃然大怒，当面诟骂高洋没出息。
邺城官员有人向高欢上报类似的情况，高欢往往一笑置之，后来还对高级官员说：“我这个儿子啊，一天天长大，心性却还是孩子，老哥们最好多多包容嘛，呵呵。”
大家都不是傻子，都知道高欢是有心放纵高澄，于是三公部长级以下官员见了高澄，没有人不表示畏服，京城的政治环境为之大变，高澄的姑父库狄干，从定州来京议事，站在门外三天，才得到高澄召见。
随着高澄在邺城只手遮天，他的心腹崔暹也随之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高欢原本上书请任命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主任参谋宋游道，出任总监察官一职，高澄坚持让时任文官部考核司长的崔暹担任，改任宋游道为左秘书长。
高澄如此喜爱崔暹，为了提高崔暹的权力，还特别配合出演了一部大戏。
544年7月，高澄召崔暹和其他高官一起前来议事，崔暹故意迟到很久才到，仆人通报姓名后，崔暹更是两眼望天，大摇大摆地迈步而来，身边还有两个人为他拿着衣袍。
在场早到的高官们都惊呆了，纷纷替他捏一把汗，高澄却不以为意，还以平等地位起身让坐，相对各作一揖，崔暹也不表示谦虚，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
简短会议之后，崔暹起身告辞，高澄特别诚挚地留他吃饭再走，崔暹说：“刚才接到皇上指令，要去监察部查案。”说着便要离席。
高澄也不再多做挽留，一直送他走下台阶。
不久之后，高澄与高官外出游玩，前往东山的中途与崔暹相遇，崔暹在卫队的拥护下，一直高歌猛进，还用红色开道棍殴打高澄卫队的引导士卒，高澄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掉转马头躲向一旁，等崔暹的队伍过去之后才重新上路。
两次之后，崔暹在朝中的地位陡然上升，而且与高澄实现绑定，凡是敬畏高澄的人，必定也要让崔暹几分。虽然崔暹早就是高澄的人，但显然在此之前只是幕后的智囊属官而已，从此之后真正走到前台发光发亮。
与此同时，高澄仍未放弃敲打高官。
司马子如与咸阳王元坦，仗恃各自的地位名望，贪赃枉法没有限度，高澄授意崔暹先后弹劾二人，并指控并州督导官尔朱浑道元犯法，宋游道更一并弹劾司马子如、元坦、孙腾、高隆之、侯景、元羡等人，因为涉及太广，高澄只逮捕了最具代表性的司马子如，将其关到监狱。司马子如先前还曾替高澄平息了通奸一事，想不到这种恩情在高澄看来，分明一文不值，进监狱只不过一晚上的时间，司马子如头发全白，主动招认口供，凄然哭诉：“司马子如当初从夏州提着一根木棍投奔相王，相王赐给他一辆没有篷的车，弯角母牛及小牛各一头，小牛中途死亡，母牛还在人世——除此之外，其他的全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
此时司马子如家中当然不只一辆车和一头牛，所以得此口供，意味着司马子如贪赃枉法一罪坐实，高欢听说之后，特意给高澄写信说：“司马子如是我多年的老友，你应该从宽处理。”
高澄当然还没傻到真的严惩国家重臣，但必要的手段还是有的。
8月21日，押送司马子如的囚车早早地出动，走到半道上却忽然停下了，司马子如顿时魂飞天外，惊恐地问车夫：“莫非就在这里动手！”
车夫没有回答，但打开了他的枷锁，然后送到去见高澄。
高澄见到司马子如，立即痛哭流涕，再三表示此举绝不是自己想做的，只因监察官盯得太严，没有办法。
司马子如也哭诉自己的过错，表示都是自己糊涂，愿接受任何处罚。
就在当天，高澄宣布了最后的裁决，赦免司马子如的死罪，只免除其所有官职及爵位。
几天后，高澄任命济阴王元晖业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师元坦只保留王爵，返回私宅，元羡等人全都免官，一些无足轻重的人则很多被废黜或处死。
这期间不时有人找高欢求情，但高欢总是装可怜，表示儿子大了，不服管了，自己也没办法。
高澄事后向政府中各个当权的要员极力赞扬崔暹的才干，并警告他们严守法令。
高欢也从晋阳写信给邺城官员，如是说：“崔暹身居监察部，咸阳王和司马长官都是我当平民时的老友，地位尊贵，感情深厚，没有人能比他们两个，可是二人犯罪，受到法律制裁，连我都救不了，各位务必小心。”
实际上诸如司马子如等人，基础深厚，即便被免职，在朝中的影响力都是非常可观的，大家其实也都明白，高欢放任儿子在邺城大显身手，无非是向那些老家伙们宣示一件事，那就是东魏的老大永远是高欢一家，其他人永远都要服服帖帖的。
大家当然唯高欢马首是瞻，偶尔贪赃枉法是出于本性，并非是要挑战高欢的权威，而且大家更清楚的是，崔暹和宋游道二人只是高欢的枪，高欢指哪，他们打哪，仅此而已。
高澄是没人敢得罪的，这批老家伙们又不想吃哑巴亏，于是满腔愤怒全集中在崔宋二人身上，崔暹与高澄的关系太铁，几乎没有破绽，宋游道就成了众矢之的。
过了没多久，宰相高隆之就用诬以谋反的手段进行报复，指控宋游道说过不是一个臣属的话，罪应该杀。
副总监察长杨愔暗中安抚他说：“养狗的目的，就是要它吠叫，而今却因它有几次吠叫就把它杀掉，恐怕将来再没有吠叫的狗了。”
道理浅显易懂，高隆之也很清楚，但就是咽不下这口气，高澄迫于压力解除了宋游道的官职。
宋游道既解职回家，高澄找到他，半开玩笑地说：“你还是早点跟我去并州，不然他们迟早会杀掉你。”
宋游道深表同意，于是和高澄一起回晋阳，担任中央特遣政府考核官。
东魏其实也算已渡过了战争年代，因为所谓的吞并西魏这件事可做可不做，安于现状对于某些人而言反而更易接受，那么可以说此时的东魏处于和平年代。
战争能使人凝聚，和平则易生内祸。即使是相对的和平。
有必要声明，不能就此产生“向往战争而鄙视和平”的论断，和平永远是这个世界最终也是最好的归宿。
司马子如等人贪污是真，但为东魏立下汗马功劳也不假，这些人的存在极具代表性，每个国家每个集团都会有，是名符其实的大老虎。
老虎们为了保证自己不被宰杀，必定要时刻保持自己有存在的价值，一旦当自身价值抵不过带来的负面影响，末日就到了。
高澄发力让老虎们产生了危机意识，老实本份点的人就想如何创造自身价值，以搏得继续信任，阴暗点的人则由此产生排斥心理，暗中有了二心。
侯景当然就是后者，而孙腾和高隆之等人则属于前者。
中原大乱后，原始的户籍档案已不可靠，赋税差役很不公平，孙腾和高隆之便借此主动申请担任清查钦差，分别到各州督促清查，最终查出没有户籍的人民六十余万，让其中迁到外州的人，一律回乡。
这件事是历史遗留问题，由来已久，此时拿出来着重解决，可以看出孙高二人的用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