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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报登过的一篇轰动整个上海滩的千古奇文
上篇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了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煊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产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上海是这样,在我的家乡湖南,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仅剩下财产不多的几户文官家庭,后人还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是钱最少的大官,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曾国藩)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业而闻名;李勇毅公(李鸿章)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彭玉麟)的后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凡是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后人多数都已经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晚清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败落,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显达。最明显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间房子,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的,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同事下级)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无违誓言;这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诸葛亮)是同一风格的。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也受益不小。所以,为官者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贪钱,那么部下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老百姓就会受害不小了。
《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和幸福;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过得幸福,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做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地理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让全苏州人的子弟在此处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兴发显贵,那样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堂。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都发达显贵,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他的儿子们曾经请求他在京里购买一所花园宅第,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非要自己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文正公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思想,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很多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子孙后代。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积福给子孙,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百姓。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生活俭朴。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做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蓄私钱,而子孙反而享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反对英国侵略以致于引发**战争的伟人。他如果想发财,当时弄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认为**贻害人民非常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显达者。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与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场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这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才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公(林则徐),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鄙岳萧家,就认识这位大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做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祖安先生(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做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衰败。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着闭目想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吝啬,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所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有一位客人,指着这些古董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誉、学问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在我见了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跌,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并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设想一下,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花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富豪们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然而这一毛,他们却舍不得拔。如果能花几百万元,就能救几万个穷民。他自己的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算出手如何得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上千万利息来用作储蓄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挥霍。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带了一身的罪业去见阎王,而且又遗下一片“为富不仁”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
他们也挂着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地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放着也没有用处,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却不肯施财救济。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积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见到一个小孩,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有一个人在旁站着,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而让他落井死了。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而富人的见灾不救,正是一样。何况是大富如此,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幌子,勉强花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过么?我想恐怕天地鬼神,决不会如此含糊地宽恕他。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打破心里的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但普通人,还情有可恕,至于信佛的人,应当勉力改之。总要大家发起真慈悲心,救济一切苦难同胞,以念佛修慧为正行,以力行种种善事、救人修福为助行,庶与佛法福慧双修,正助分明才好。我略将上文结束,条例如下:
一、数十年来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
二、六十年(此文写于1942-1943年间)来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后人不兴;
三、惟有不肯发财的几个大官,子孙尚能读书上进;
四、官极大,发财的机会极多,而不肯发财,念念在救济众人的,子孙发达最昌盛,最长久,一一都有历史事实为证;
五、上文举几个实例,有的三千万,四千万,及几万万的几家,忽然一旦全空,这几家都是不肯做救济善举;
六、大富者,只顾自己阔绰享用,积钱留与子孙后代,见有饥荒,却不肯出大宗的钱救济灾难,无异犯杀人之罪,是要受道德上的谴责、业报的支配的;
七、佛法的天理,就在人人心中。人人感谢的人,天就欢喜;人人所怨怒的事,天就发怒。古语说:“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云:“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欲求得福,须多造福于人,否则,佛天亦无可奈何;
八、富人求神拜佛烧香念经,若不起大慈悲心舍财济众,仍是不会与佛法相应。
总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须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说范文正公等几位,就是属于此类。而其余不善于保富的人,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他们不能使子孙长保富厚,只因为是自己的智慧不够;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只看见表面,而看不到内涵;简单点说,他们看历本,只看见初一,还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会晓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而社会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经人点拨,即可觉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
再讲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请细细品味老子《道德经》上的两句话:“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本篇所叙述的范文正诸公的几个例子,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脚。须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学中的一个。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学也都极为高明,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为时代所摇动的。老子学说的精义,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动。”大意是要反转过来,就是幡然觉悟的动机;他的整部书多半都是在说明这个道理的。再引两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钱有势,可以骄傲,乃人人所贪图的;惟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是要避免这样煊赫的气焰,极力地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为天下溪”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做大官,享大名,体面荣华,别人羡慕,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要避免体面荣华,极力地韬光养晦退让谦虚。《中庸》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此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这些见解,都是与世俗之见相反的。换句话说,违背了情感**,以求合乎理智,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或者以为这是讲天文学,不能懂。然而社会上也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当然是会赞许的。
中篇
天道是什么呢?《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作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说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乐,一忧一喜,一治一乱等等。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是万古不变的;而人事的盛衰,则是随着人心的动向,变化无常。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依着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牵发而来的。我们试说如下:比如说一个人若是喜欢骄傲,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懒惰安逸,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悭吝贪钱,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之子孙替他破败;一个人若是喜欢机巧计算,就一定会有糊涂愚笨的子孙被人欺骗。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起变化了。这叫做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
古今以来的伟大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教人常须自己立在吃亏的地位,就是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吃亏事的。在新学家而言,还要讥笑地说,这是消极的道德。要知道,一切伟大积极的事业,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做出来的:因为惟有消极地克己,才能够积极的利人;惟有舍财不贪,才能兴办公众的利益;惟有谦卑退让,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钦佩,做事也格外顺利,容易成功。开始似乎是吃亏,后来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
浅见无知的人,只能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见事物的对面。譬如像下棋一样,只看得一着,看不到第二、三着。不知道世间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动一着,对方就要应我一着,而且马上就有第二、三着跟着来。佛法明确说明了一因一果、感应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和哲学。我把下棋拿来作譬喻: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是对人动了一着棋;我们出言做事的时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对天公动了一着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们下棋的对手。
我们对一只狗表示好意,狗就会对我们摇摇尾巴表示亲热;若是恶声对它,它就会拖下尾巴走开。对人则更不用说了!我若是对待别人谦和宽厚,别人就会感谢;若是待人骄傲刻薄,别人就会怀恨在心;这还是小的对手。若是我们欺凌了没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们受了损害还不觉得;或是藉着特别的地位,例如做官、做公司的经理等职务,暗中谋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自己家里却是享用舒服。这些事,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法律也办不到他,他算是棋赢了,他对方的棋都输了。可是天道却是不许他赢,会替众人做他的大对手,老天只要轻轻的动一着,就叫他满盘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败涂地,这叫做“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我们天天都是在对人下棋,实际上是在对天下棋;若是对人赢得愈大,就会对天输得更厉害。反过来讲,若是对人肯让一些,还处处帮旁的人一着,使旁人免得输,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会大输的,反而要对天赢了一盘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说的范文正公,是个最显明的例子,他本来很穷,做了将相几十年,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私人的田产园宅。若是从俗人的眼光看起来,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对天却是赢了一盘大棋,他的子子孙孙,多是贵盛贤才啊!其余的像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而那些会赢棋的许多人,发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财的,却是后来被天动了一着,就都输完了。古人说:“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阴阳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们做的事情过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应,受到阴阳定律制裁,使回归到平均的状态。天公下棋,是不动心,也不动手的,而人们就自然输了。譬如对墙壁抛皮球,球自然会回抛过来,抛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墙壁本身,亦并未动手费力和有损分毫。所以《书经》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报;这跟佛经所说的“自造因,自结果”正是一样的道理。
而所谓的人定胜天,也不是真正地胜了天,这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存心做事,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本来穷困的,后来亨通了;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安乐。这样的胜利,便是天理的胜利。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实际上就是天赢了;须知天道是永不会输的。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称中和;《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世间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就像战争及饥荒等等的大劫数,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党与党之间的斗争,无论暂时的胜负如何,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就是暂时胜利的,也将终归于失败。请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知道赢棋的,到底也都是输了,这就可以知道天理终究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裁制的。
世间的人类,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有姓张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计数,男女的数目不会相差太大的。这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与阴阳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若是我们想要仗恃着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后毕竟是要自己吃苦头的。若是天理阴阳没有裁制调整的力量,那么人的男女数目也不会永远的平均,世间一切的事情,都会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强的、巧的则永远富贵,善人也永远不会抬头了。世界就会大乱,灾祸就会降临。
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以为世间只有强的、巧的会得到胜利,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所以名为“优胜劣败”。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骄满作恶:骄就是有所恃而无恐,我有势力,不怕你,摆架子,显威风;满就是有势要用尽,有福要享足,专顾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设想,只管目前快意,不为日后顾虑。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学说所误啊!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中国的圣哲,儒家、佛家、老庄的垂训,都是反复的叮咛,说明这个道理。《易经》上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又说:“惟天福善祸淫。”淫字的对面就是善。善字的意义甚为广泛,若是要确切的说明,众善都含有谦德的意义,都是以谦德为基本。《易经》是说明天道的书,乾坤两卦是总说天道的大意,乾卦说:“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这就是谦德的意义;坤卦说:“坤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不敢成也。”这句的解说,是才华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务名,不夸功,也是谦德的意义。《金刚经》说,度尽众生,自觉未度。又说,布施济众,不觉有施。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谦德在内。
再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是义务心重,权利心轻。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还有义务应尽,这就是谦。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利心重,没有义务心。古语说,所说重利轻义,正是谦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里面:由谦发动,对父母兄弟,就是孝悌;对社会人群,就是忠信礼义廉耻。凡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满恶行,都是怨怒隐恨。那么天道的降福降祸,说是天道,实是人情;说是天降,实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说过,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说:“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我们为善加福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福;我们为恶加害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祸。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天理可以表现。
那么我们对他们做事、说话,起念头、表示脸色,都要格外地小心注意。虽然他们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儿、**,无人帮助;我们若是欺凌了他们,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我自己或我的子孙,也会同样的愚懦孤寡,被人欺凌。反过来说,若是我们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心存慈愍,并且设法帮助他们,后来我也会得别人的帮助,而我的子孙则永远不会愚懦孤寡,被人欺凌了。这种天理循环的感应果报,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会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来观察,更可以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善恶的人的结果中来证明。这也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九四二年六月云台卧病书
下篇
去年(一九四二年)春天,我曾经写了《保富法》上、中两篇文章,送请《罗汉菜》月刊刊出,后来因为患病卧床,未能继续撰写下篇。今年春天,经荣柏云、黄警顽两位先生将该文再送登《申报》,颇受读者们赞许,并有许多人出钱印单行本;但是因为没有见到下篇,而感到遗憾。
我写下篇的计划,原本想专门收集些古人行善积德,能使子孙富贵显赫的事迹,作为印证。近来因为编写《先母崇德老夫人纪念册》,恭敬谨慎地叙述了数代祖先的嘉言懿行,并且特别撰写了《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这篇文章。七世祖乐山公舍己利人,两百年来,我家多代子孙,都受到他的福德庇佑,可以作为《保富法》这篇文章非常适当的佐证资料。这虽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但是乐山公的善行事迹,曾经刊载于《府县志》这本书中,而且又为当时的社会贤达,所推崇重视;祖先数代的积善事迹,也有历史资料可以考证,堪称足以取信于社会大众;正好是《保富法》的证据,所以将它作为《保富法》的下篇,我想应该会得到读者们的认同。
我时常自我检讨,听闻圣贤的道理,既然已是很晚,知道自己的过错,又已经是太迟;回想生平所作所为,所犯的罪恶过失,不胜枚举,真是愧对祖宗父母、天地鬼神啊!而现在自己则已是衰老迟暮,疾病缠身,更是觉得缺乏补过的勇气和力量,深恐祖先的德泽,自我而坠,从此默默无闻;所以,恭谨地撰述祖先的德行,用来告诉后人,使大家能获得一些警惕、启示和策励,以略补我的过失。
开始的时候,并不敢将此文刊出问世,实在是因为好友们一再的督促与要求,务必要完成《保富法》这篇文章的全文,这才敢将此文拿出刊行,并盼望能对读者们有所交待。
一九四三年四月聂云台卧病书
附录一: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
(一)乐山公善举
我家祖籍是江西,从九世祖起龙公才开始迁居湖南衡山。七世祖乐山公出生于清朝康熙十一年,也就是西元一六七二年。他的学问积得很深,文章做得很好,但却未参加考试,而是跟从祖父学医,并开了一家小药店;因为他的医术精良而且又乐善好施,所以医名大著。后来因为药店被偷,因此关店歇业,还抵押了住的房子还债,暂时迁居乡下。当时的地方官绅,因为乐山公行医救人遭此不幸,于是就凑了钱协助他赎回原来居住的房子,另外再租一间房屋开药店。康熙四十二年,也就是西元一七零三年,衡山发生了大瘟疫,求医的人昼夜不断,因而救活了很多人;而乐山公对于穷人和受刑犯救济尤其的多。当时的县长葛公,以乐山公的盛德及博学多闻,特别聘请他到县府里担任幕僚,并且向乐山公说:“你存心救人,我没法报答,就教你的儿子读书成名,作为对你济世救人的回馈吧!”乐山公接受了葛县长的建议,就送儿子先焘进入了雯峰与集贤两书院读书。后来先焘不久即考中了举人,继而又考中进士。乐山公当时已六十七岁,送儿子进京参加会试,经过一个名叫滠口的地方,正好碰到严冬的时候发生了瘟疫,经乐山公医治的病患,都能立即病愈。乐山公七十四岁的时候,又带领儿子进京等候任用,经由运河北上,当时的运粮船工有许多人得了传染病,经乐山公医治都能立刻痊愈。此事遍传于各粮船间,许多粮船的病患,纷纷于船旁呼叫,并用绳子将乐山公乘的船系住,使船无法前行,乐山公不忍见死不救,就嘱咐儿子先焘,改从陆路雇乘骡轿赶赴京城,自己留下继续治病救人。经过了几个月,等到传染病停止了,他才到达京城。此时,正好先焘已奉派担任陕西省镇安县的县长,乐山公于是陪同儿子上任。到达镇安县以后,指示山地民众,就地采药,以增加收入。次年,返回湖南衡山老家后,即寄信给儿子,教他爱民治世的方法和道理,信中情词恳切,被儿子的上司陕西巡抚陈文恭见到,大加称赞。即将这封信印发送给全省的官府参考,以资策勉。这封信以后被刊入《皇朝经世文编》这本书中,为世人所传诵。
乐山公在衡山的时候,常到监狱里为犯人义诊。儿子富贵显赫的时候,乐山公已经八十多岁了,仍然常到监狱探视病患义诊;县官见他年老,派人向乐山公辞谢,他回答说:“救人是我最快乐的事情。”乐山公八十四岁的时候,儿子先焘因为继母逝世辞官回家,而又因为父亲年事已高,就决定不再复出做官。在某一天的深夜里,大雪纷飞,有一个病患的家属敲门求医外出赴诊,先焘就起身开门,并对来人说:“我父亲年老,深夜不方便惊动,您可否明天早晨再来?”不料这时候乐山公已经听到声音披衣起床,就叫先焘入内室,并且对他说:“这应该是生产急诊,怎么可以延迟医治呢?”于是就穿上木屐随同来人前往赴诊。这种舍己救人的情操,如此的真切,着实令人钦佩。所以老天有眼,明察秋毫,报施给乐山公的果报也特别的丰厚。因此,乐山公九十三岁的时候,孙子肇奎,获得乾隆壬子年乡试的第二名。曾孙有七人,镐敏、铁敏两人都是翰林,并膺任主考学政的官职;鏸敏、钰敏两人都是举人,做过县官;镜敏在拔贡考试通过后,派在军机处任职;而镇敏担任京官,钑敏则选上孝廉方正,当时人们尊称他们为“衡山七子”。
先高祖母康太夫人七十寿辰的时候,当时的名士阮文达曾送有一副贺联称:“南岳钟宁,南陔衍庆;七旬介寿,七子成名。”贺联的词意贴切,实在是人间佳话啊!
我的祖父亦峰公,是乐山公的玄孙,考中咸丰癸丑年的翰林后,历任广东石城新会的知县,高州府的知府及奏奖道员。而且居官廉洁,尽心民事,造福地方,对于当时所发生的械斗巨案,宽厚地处理,保全了很多生命,积德甚厚。民间还特别建立了生祠来纪念他,可见其受人尊敬的程度。
(二)福泽后裔
我私下常想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的涵义。乐山公的子、孙、曾、玄四代都发了科第做官;到了第五代的亦峰公,也仍然能够积极地行善积德,发扬祖先的遗德;而到了我的父亲中丞公,则更为贵显。本人则忝为第七代,仍然承受着乐山公的余荫遗泽;所以说乐山公的厚德,泽被子孙,实在是已经超过孟子所说的五代了。探讨其原因,乐山公的医术高明能救活病人,已经是不容易了;而医术精又能够轻财仗义,诚心济人,则更是难上加难了。我们所见到各地的许多名医,靠行医而积了不少财,甚至千万、亿万财富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财富能够传到第三代的却是很少,就算偶然有例外,也必然是医术精湛而且又好行善布施的医生。我真希望能够多遇到几位像这样行善救人的医师应世,才是社会之福啊!近来生活较艰苦,医药费又昂贵,贫病的人多无力就医服药,这正是医药界发心行善的最好时机了!所以特别在此敬述乐山公行医济人的旧事,希望能提供给医药界的大德们,作为行医济人的参考。
现在我还要再作一些分析与补充。乐山公的医术高明,活人甚多,但是药店被窃,便得要抵押房屋还债,因此可知他的经济情况的确不佳。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儿子作县长返乡归来,在大雪夜中,仍是穿着木屐步行外出赴诊,我们就可知道,乐山公到了老年仍然是那么清贫啊!四书《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医师、药店都是发财的行业,但是,若对贫困的病患义诊、赠药,则不会发财了。然而乐山公虽然不能够发财,而却竟能够发身,当时获得社会大众的一致推崇,可说是德誉盛于当时,名声传于后世了。实在是不容易啊!子孙连续五、六代都发了科第,而且贵盛,正符合了“以财发身”这句话了。而乐山公和他的儿子都很清贫,孙子肇奎,也就是我的太高祖,虽然作教官,掌理书院,门生很多,然而也是很清贫。不仅如此,曾听到先辈们说,伯曾祖点中翰林的时候,捷报由京城传到家中,高祖母康太夫人,手里正抱着第七个儿子喂奶,听到消息后就立刻亲自下厨做饭款待报捷的人,由此可知家中清寒的程度了!我的曾祖父曾担任京官,死后没有任何的遗产,因此我祖父亦峰公,从小就孤苦而贫穷,在山斋里读书的时候,必须自己煮饭吃。四十二岁的时候,才进入了翰林院。以后曾在广东省担任县长的职务十多年,为官廉洁自持,又常常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种的善事,例如:建育婴堂、种牛痘、修路、造桥、购义地、埋露棺等;因此死后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时候,就必须仰赖外出工作的薪资来供给家用。
我的母亲为曾文正公的幺女。文正公的家规规定:凡是嫁女儿娶媳妇,花费限用在二百金以内。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妇逝世后的数年,有奁金三千,也移拨出来,供作家用及代赔垫祖母被某钱号倒掉的款子,以致于个人的积蓄都空了。离开湖南老家要往东行时,祖母只能给路费银钱六百两,此外则是一无所有了。我母亲中年时,每次谈到当时艰苦的情况,常常是泪随声下;自己身为王侯将相之女,嫁给了数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如此的艰难困窘,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是难以令人相信啊!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琐屑地叙述,目的就是要证明“仁者以财发身”,而不是“以身发财”的大道理,实在是有其深远的含义呀!这里我们所应该注意的重点是:虽然是数代的清贫,而却换得了后代子孙的发达啊!与那些多留财产以害子孙,助长子孙的骄奢淫逸,使得子孙陷于堕落的,两者相互比较,实在是有天壤之别呀!曾文正公曾给自己所居住的房子一个称呼,叫做“求阙斋”,并且还写了篇文章记述。他的用意即是在持满戒溢,要居安思危啊!因为这个世间,并无十全十美的事物,“丰于此者,必缺于彼。”所以若想得到精神上圆满,最好先在物质上要常有些欠缺。所谓精神上圆满的意思,是指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睦,子孙贤达有智慧,并享有天伦之乐,道义之乐等。物质者,是指衣服饮食、车马宫室,乃至官阶财富,一切的享用等。曾文正公常用这个道理来教家人,说家计不宜宽裕,这个与常人的见解恰恰是相反的。文正公又常说:古人有“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话,这乃是智者的境界;因为花全开了,则表示快将凋谢了;月已圆时,转瞬间即要缺了呀!所谓“盛极必衰,乐极生悲”,这岂是古人喜欢说这些众人听起来不悦耳不中听的话呢,实在是这些话都是真理啊!而且自古到今,从社会现象中去观察,这些话没有错啊!而且是历历不爽啊!
俗话也说:“世无三代富”,又说:“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有智慧的人,就深深地体会到这个道理,所以处事的时候,就会先考虑到:凡事不要求太过圆满,也不要使得太盛,过了头;对于财物聚散,也有周全良好的计划;而对于自己的生活,遵守着持盈保泰的因果法则;个人的享受不可丰厚;而且时时都要想到街头上那些流离失所三餐不继的穷人啊!常想到各处的善堂,掩埋露天的尸体,受苦受难的人为数是那么得多啊!我应当节省自己的享受,去救死恤孤才对啊。因为一念仁慈的心,即能使天地间产生了一种祥和之气;如果付诸行动,则这种祥和之气,就会常常环集在我的四周,而且能使家庭子孙都受到福荫。这些道理,只要用心研究古今以来的事实,就可了解此话真实不虚了!
反过来说,如果只知道贪图自己个人的享乐,而不顾别人的生死苦痛;使用诈术权谋来巧取豪夺,百计钻营;这种人积的钱可以很多,权势也可能很大,谄媚他、恭维他的人也多的不得了;一时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的显赫;然而天道的盈虚消长,有它一定不变的道理呀!三、五十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时间不断地向前推移,景物也不断地变化迁移!原本是陋巷寒微,忽然地崛起,成了暴发户;然而好景不长,豪华的门地,却在瞥尔短暂的瞬间凋零没落了!因为这世间并没有一个坚固不坏的东西,也没有一个能永久可靠的事业;凡是用巧取豪夺的方法所得到的财富地位,一定是更为快速的悖出败落啊!惟有孝悌忠厚的家庭,修德积善的后代,才能够确实地保有家业,并且是可大可久啊!这些事证历史上的记载很多,而且环顾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人事,到处都是呀!所以只要头脑冷静有智慧的人,自然就看得出来了。
《保富法》作者聂云台先生,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外孙,旧上海首任商会会长。他从自家的经历和在上海所见所闻的富人家庭的变迁,来谈富裕人家的持久发达之道。很值得一读,特别是在当代。
本文曾在上海《申报》连载,轰动上海,激荡时人之心,一时引起各界纷纷捐赠助学金四十七万余元(大家想当时的四十七万元相当于现在多少钱),柳亚子等各界名流纷纷响应,一时传为佳话。
印光大师、柳亚子等佛学高士撰文倾力推荐。
民间自发纷相印赠此书,至今在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商人圈仍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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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简单就迷人,人心简单就幸福。
人生是条无名的河,是深是浅都要过。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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