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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丁龙,一个中国苦力出身的美国管家,当主人说愿为他做一件事时,他的选择是,将他毕生的继续捐献给美国一所大学,要求成立汉学系,他最终如愿。——听到的最感人的传奇,精神不死,拒绝苟活着。
不知为何,我心中将丁龙简直列到了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的位置,这是我唯一崇拜之人。或许是,他们两人都有这样的一种追求:环境极大的限制着他们,但他们却以非同寻常的精神追求跳出了这一制约。
丁龙这个名字,没几个人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无人不知。
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不仅是全美最早的汉学系,也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与研究的一块高地。胡适、冯友兰、徐志摩、宋子文、马寅初、陶行知、陈衡哲、潘光旦、闻一多等在这里留下足迹;顾维钧、张学良、李宗仁、张国焘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的口述实录……
这一切,都来自一个卑微的广东“猪仔”:丁龙。
一百多年前,仆人丁龙希望,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里建立一个汉学系,以传播祖国的文化,他为此捐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也因此,美国有了一所伟大的汉学中心。
一百多年后,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任教的中国学者,苦苦地寻找着丁龙的足迹,揭开了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1感人肺腑的传说
最早听到丁龙的故事是很朦胧的,还是在我童年的时候。它更像一个美丽的传说。
说的是很多年以前,在遥远的美国,一个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做劳工的苦力,被他的主人看中,做了家中的仆人。
这个主人是一座城市的市长,权势烜赫。这个中国仆人勤勤恳恳、人品高尚,博得了主人的敬重和爱戴。他终生未娶,却克勤克俭,积攒每一个银毫子。到了晚年,他已经有了一笔引人惊羡的存款。即将退休之时,他向主人请辞。主人对这个为自己贡献了大半生的仆人恋恋不舍,力挽不能。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承诺:为了报答和感念这位仆人对他的照顾,他愿意倾其所能,为这位义仆做点什么,以了其夙愿。
仆人谢拒。但主人执意坚持,卑微的他,终于剖白了久埋心底的一个宏愿。出乎主人意料的是,他不是申求一笔丰硕的养老金,不是求主人给他开个聊以存身、确保晚年可以遮蔽风雨的小店面,甚至不是求主人资助他回归终年魂牵梦绕的故乡……
他的志愿是:请主人出面把他终生一分一分积攒的血汗钱,捐献给一所有名的美国大学,请这所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来研究他祖国的文化。
当时,他的祖国正是积贫积弱的时候,风雨如晦,江山飘摇,面临列强瓜分和庚子之乱。廉价劳工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受尽了凌辱。这个普通的中国仆人怀着一个崇高的愿望,他希望美国人了解一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希望美国人多知道一些中国;这个善良的人相信,文化的交流会促进互相的了解,了解会增进友谊;他相信,理解了中国文化的美国,会尊重他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同时,他也深信,促进美国人了解中国最积极最有效的办法,是在一所美国的名校里办一个汉学系。
他的这个卑微却伟大高贵的梦想,深深地感动了他的主人。
可是这个中国仆人哪里知道,他视为至尊至巨的终生积蓄,哪里能够在美国一所名校里开办一个汉学系?!但为了这愿望,他捐出了终生的积蓄。
主人没有食言,为此,他也几乎倾家荡产,捐出了一生的积蓄。
后来,仆人祖国的最高统治者闻知此事,也深为感动。慈禧太后亲自捐赠了五千余册珍贵图书;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亦都捐助,真的在美国最杰出的大学里办了一个享誉世界的汉学系!
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哥伦比亚东亚系大楼
这不是传说,不是童话,而是一段感人肺腑的史实。
前些年,我撰写美国汉学史的论文,惊奇地发现童年时得知的这个传奇故事,竟发生在我求学并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
东亚系的著名教授、亦师亦友的夏志清先生多次给我补述了这个故事的细节。在夏志清先生的叮嘱和鼓励下,我在搜求爬梳这段与史实相关的资料时,我才感到了把它写出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为,故事距今仅仅一百多年时间,但大部分资料已近湮没,几无蛛丝马迹可寻。
在夏志清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校史博物馆、东亚系、东亚图书馆以及巴特勒图书馆的资料咨询专家的指导和协助下,使我能在近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最大限度地把这个动人的传奇故事,还原成一段历史的真实。
02丁龙—我心中的谜
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汉学研究或东亚研究系,都建立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二战以后,且大多都偏重于实用的目的。
与之迥然相异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它不但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系,而且也是完全以注重古典文化精神和人文传统的欧洲模式创建的。这不仅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以贯之的严谨的办学作风,以及尊重历史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还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创办东亚系时,捐助人卡本蒂埃先生捐助“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资金,足以力敌任何大学的酬金,去邀请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
创系伊始,哥伦比亚大学就派出了最棒的教授去欧洲搜罗人选,其中直接参与其事的,就是后来被奉为“当代文化人类学之父”的弗兰兹·博厄斯(FranzBoas)教授,他选中了世界汉学重地德国的夏德(FriedrichHirth)教授,担当了“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人选。此前,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吉尔斯教授曾先行到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中国与中国人”的系列讲座。这应该说是美国汉学的最早发蒙,哥伦比亚大学应属美国汉学最早的开山鼻祖。
在我所能搜集到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建系史的资料中,没有一份没有提到丁龙这个名字的,但大多资料皆语焉不详,即使提及,也都是一语带过,且交代的是卡本蒂埃将军有感于他的中国仆人丁龙的品格,欣然捐赠“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建立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的事情。
我不满足于此。经夏志清先生的指点,我去东亚图书馆的珍本、善本书库查看慈禧太后赠送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数千卷图书宁静地沉睡在那儿,仿佛唯一的文化信息,在默默地注视着我。
丁龙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卡本蒂埃的身份一会儿是富翁,一会儿是市长,一会儿又是将军?他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哥伦比亚大学,在这儿建一个世界闻名的汉学系?
诸多疑问在我心中盘桓了一年的时间,愈思考愈令我迷惑。丁龙已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我必须寻找他。
03用颤抖的手翻阅历史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东亚图书馆的东方学专家聊起此事。她建议我到学校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去碰碰运气。对啊,我怎么没想起这两个宝贝地方呢!
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在哥大行政主楼里,那是哥大人的骄傲。那儿供奉有1754年哥伦比亚大学建校时,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御手书的羊皮纸圣旨,以及他的御衣及佩剑;那儿还有哥伦比亚大学自建校那天起,所有的重要文献及档案。那儿是哥大的“白宫”。
在那儿,我一定能找到丁龙的,我想。带着异样的敬意,我走进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这幽深的宫殿式建筑充满神圣感的寂静,加上为保护文物和文献特设的幽暗灯光,更添其神秘意味。进入此厅,除了馆方提供的铅笔,一概不能使用其他书写工具。
档案馆没让我失望,我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很遗憾,“丁龙”的名下,只有两页纸的档案:
一页是“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个学衔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最高荣誉,迄今只有四位教授荣膺。在这个条目下,介绍此学衔是部分由丁龙所捐,而整个教席却是于1901年由贺拉斯·W·卡本蒂埃惠赠的基金所建;卡本蒂埃18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这项捐助是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仆人丁龙而设的;最后列了四位荣膺此学衔的教授名单。
另一页则是早年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发行的一份英文报纸。报纸报道了丁龙捐赠一生积蓄,感动其主的故事。那是一篇社论,丁龙的事迹介绍得很少。
在这昏暗的巨大厅堂里,怀着虔诚和激动,看着那发黄的历史册页和那惟一的报章,我眼前浮现出丁龙那双执著和期冀的眼睛……
丁龙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我岂能甘心!
但这儿的发现给我提供了新的线索,卡本蒂埃是1848年哥伦比亚学院的毕业生。顺藤摸瓜,一定能够发现更多的关于丁龙的信息。
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副主任戴维·希尔(David·K·Hill)先生热心地替我捧来关于卡本蒂埃的所有文件。骤然间,我像发现了宝藏!捧到我手边的是在筹建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期间,卡本蒂埃和哥大校长的全部通信,以及所有关于筹建此系的未为人知的历史资料。
我用颤抖的手翻阅着这些有百年历史的书信和文件,不由得心潮起伏。
我忽然意识到,要想寻找丁龙,我眼前的要务已不再是锁定丁龙本身,甚至不再是瞩目于眼前这三摞弥足珍贵的原始文献。
我必须首先弄清楚谁是卡本蒂埃,他一生的经历以及他捐款建汉学系的动力和动机。
我仔细阅读起这些通信和文件,发现卡本蒂埃毕业于哥大的法学院,他长期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当时两任哥大的校长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卡本蒂埃将军”。他到底是什么将军?档案处和博物馆人员概莫能答。
这一次,东亚图书馆的东方学专家也都一筹莫展了,这毕竟不是亚洲研究的课题。我茫然无绪,这儿似乎成了一个死结。
我极不愿在此停步。既是将军,查找军事名人辞典吧———没有;既是律师,查一下法律及相关人物辞典吧———也没有。那么,何不查查十九世纪美国名人辞书?巴特勒大图书馆大参考阅览室有数千种世界各地出版的工具书,凡能想到的,我都去碰碰运气。没有,没有,没有。
怀着一线希望,我去咨询那儿的专职图书馆学家南茜·费雷兰德(NancyFriedland)女士。她起初的思路和我一致,当得知一切无功而返后,她以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专家的专业态度,直至我都内疚甚至泄气时,仍不懈地寻找。最终,这位敬业且热心的学者没有辜负我,她动用了最先进的电脑网络追索系统,在全国范围信息站里扫描搜寻,终于给她找着了!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加利福尼亚州指南》上,我们最终找到了他的行踪:
贺拉斯·W·卡本蒂埃(Horacerpentier,1824-1919)生于纽约,1848年毕业于哥大本科,1850年毕业于哥大法律学院,然后去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闯荡。此时正是“淘金热”最盛的时期,但他没去追随淘金,却在一片处女地上建造了一座城市并命名为“奥克兰”。他自命为市长,相继建造了学校、码头、防波堤、船坞等。后来,他把土地交给了中太平洋铁路公司,他拥有这公司的大量股票。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国民自卫队服务,他被称为“将军”。
纽约,1901年6月28日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先生:
谨此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
您恭顺的
丁龙
“一个中国人”
丁龙捐款信原件
04让美国人了解我的祖国
随后,从其他的资料上我又得知,卡本蒂埃出生在纽约今天唐人街所在的下城运河街附近,他是一个皮匠的儿子,自幼好学上进,其父竭其所能供他上了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他不负父亲厚望,以优异成绩毕业,并成为当年的毕业讲演者。在加州,修建贯串全美的铁路大干线时,他接触了大量的华工。此时,正是加州疯狂反对华工、虐待华工的最邪恶的日子。卡本蒂埃在自己的企业和家中雇佣了一批华工。他发现了华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克己奋发的优秀品质。
丁龙就是他所雇佣的华工中的一个。那时,从没去过中国的卡本蒂埃,从他雇佣的华工身上间接地见识了中华文化的优良品质。坦率地说,他接触到的下层人民,较少受到教育却有一颗颗纯朴正直的内心。
丁龙在华工中要算少有的例外。他受过一些起码的教育,能读书和写字,且谨遵孔夫子的教诲。大约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做了卡本蒂埃的私人仆人,并负责做饭以及打理日常事务。卡本蒂埃日理万机,繁忙不堪,有时难免发脾气。可是有一件小事教育了他,或者可以说改变了他的性情和世界观。
有一次,他为烦琐的小事着恼,他解雇了丁龙并让他赶快离开。次日清晨,他意识到自己脾气失控所犯的错误:失去了忠仆,厨房锅灶冷清,他预备挨饿。失去了了解他胜过他本人的丁龙,他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麻烦。
但出乎他意料,丁龙依然像往常那样为他端上了早餐。卡本蒂埃深感懊悔,立誓决不再犯发脾气的毛病。丁龙却淡泊地说:他原谅主人,因为他知道卡本蒂埃是个好人;孔夫子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人要忠心,要珍视自己的荣誉。
朴实的道理感动了卡本蒂埃,也使他知道了,世界的东方,两千多年前有个孔夫子,是中国人。
1889年,卡本蒂埃从加州返回纽约时,丁龙跟随他来到了纽约。在他向丁龙许个大愿,要为他做件事的时候,出现了我们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丁龙的理由,是因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他想以卑微之身,为促进中美两国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做点事。
丁龙并不是知识分子,甚至算不上是个读书人,对孔夫子也知之甚少。但是卑微如他,却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品格感动了人心人性,作出了富贵王公、博学鸿儒都难望其项背的义举和贡献,无怪乎高贵尊严的慈禧太后,位极人臣的总理大臣李鸿章、炙手可热的驻美公使伍廷芳,亦都来称赞和相助。
受丁龙的感动,卡本蒂埃不仅捐助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汉学系,也捐助了大量的钱财给华人聚居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大学,让他们多买书籍,加强对中华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卡本蒂埃成了慈善家和教育事业的赞助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院和巴纳德女校,他都捐出了巨款。他还不断地追加给汉学系的经费,并捐献了各种名目的奖学金。
05他像苏格拉底一样……
因为丁龙,卡本蒂埃对中国有着特别的情感,他生前曾多次来广东,并向广州的博济医学堂捐款2.5万美元。博济医学堂成立于1866年,是我国最早设立的西医学府,孙中山曾在此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博济医学堂发展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如今,在岭南大学医学院的捐款者名单上,可以查出他是当年最早的捐助者之一。
当我打开戴维·希尔先生为我找来的、沉睡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文件,卡本蒂埃1901年6月给校长的书信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几行滚烫的字眼:
“五十多年以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此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之献予您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个捐赠是无条件的,唯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还想保持今后再追加赠款的权利……”
说到丁龙的个人品格,他这样写道:
“不错,他是一个异教徒,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谨慎慎,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卡本蒂埃先生照片
他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丁龙的为人、品性和高贵的人格。他太爱自己的这位忠仆,几乎把他写成了一个完人,甚至把他和享誉世界历史的伟人、哲人相提并论。
在这溢美之词的背后,是当时美国社会反华仇华的时代背景,甚至连哥大的校长在接受了本卡蒂埃的捐款和丁龙的终生积蓄后,还对是否应该接受这个中国人的善款有些忐忑,他曾经写信给卡本蒂埃质询丁龙的身份问题。这激起了这位正直将军的义愤,他激动地回复道:
“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的话,他就是一个。”
同在此信中,卡本蒂埃愤怒抨击了美国人蹂躏华人的暴行,以及国会法案通过迫害华人的不义。
卡本蒂埃在此期间给校长的信中,拒绝了校长愿用他本人名字的好意,坚持汉学教授讲座的荣誉必须用丁龙的名字。其间中国政府通过驻美大员伍廷芳关怀此事,卡本蒂埃毅然指出,必须用丁龙的名义,伍廷芳大臣的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及其官员在名义和道义上的支持和赞助。
最终,清朝政府为哥大建汉学系捐赠了约5000册书,约合7000美元。丁龙捐赠了他一生的血汗积蓄1.2万美元。———可别小看这1.2万美元,当时别说一个华人仆人,即使在一般美国人家庭看来,这亦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而丁龙的主人,卡本蒂埃将军为了建立这个汉学系一再追加款项。到最后,他为了这个项目追加的款项至27.5万美元。
哥大汉学系是在1901年-1902年间办起来的,这过程,哥大事无巨细都向卡本蒂埃伸手,以至于连慈禧太后赠的书,校方都不愿拿钱去精装,而遣新聘来的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夏德先生向本卡蒂埃要1500美元,将之全部装订好。每牵涉到汉学系的,卡本蒂埃总是慷慨解囊。但在1903年,为建法律学院大楼,校长向他索捐40万美元时,终于将他激怒。
可是最后,卡本蒂埃仍然同哥大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且永远关怀其东亚研究事业,直至1919年他去世。
06他的名字永留史册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找寻着丁龙。到如今,对丁龙有兴趣、找寻丁龙的再不是我一个人。但,我们依然不知道丁龙的晚年所终。
有人猜测他在纽约上州高尔维镇的卡本蒂埃的庄园辞世,并埋葬在那里,因为那儿有一条以丁龙名字命名的“丁龙路”,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遗憾的是,我们查遍了当时的公路局和地方志编辑机构,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美国的路名一般都由政府确立而且都有详细的记录,可有关这条路,却连一丁点儿消息都没有找到。我们访问了卡本蒂埃故乡的镇公所和地方志编辑部,也没有发现新的材料。
当年的人大都去世,我们采访过90岁的老人,据她说,丁龙“发财回家了”。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位老人的观点。
我们还查找了纽约市及纽约州1900年-1920年二十年间死亡人员的名单,也没有找到丁龙的名字。尽管那时美国已经有严格的户口统计制度,但人去世而没有上报的情况亦有发生。
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校长助理曾经到中国广东寻找丁龙的信息,也没有找到相关的线索。至今,无法确定丁龙是在美国去世还是回国了;至今,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发现丁龙的坟墓。
但丁龙和卡本蒂埃捐款筹建的哥大汉学系并没有辜负他们。从建系伊始,这个汉学系就走在了世界汉学研究的最前列。一百多年来,哥大汉学系只有四位教授荣获“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学衔,正说明对这个学衔的要求之高。第一任“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夏德先生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学者胡适的导师之一。他在胡适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中,是惟一能看懂胡适论文中有关中国上古哲学理论及原文的导师。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甚至有过虚席以待23年以后,才有人重获此殊荣的历史。
哥大汉学系总是聘请独领一时风骚的各各国汉学专家,来激活哥大的汉学研究事业并传经送宝。
1929年哥大汉学系首次聘任了一名中国学者王际真先生。他是一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其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汉学研究更与历史系、哲学系、政治学系、艺术与考古系、宗教系等学科合作,在更宏阔的背景上对汉学进行发掘探讨。在当代,有广大中国读者极为熟悉的夏志清教授,他在中国古代和现当代的小说研究上独执牛耳;在近代和晚清小说研究领域,新生代的汉学家王德威教授则异军突起,并成为东亚系建系以来第一位出任系主任的东方人,也是哥大建校二百多年以来,第一位执掌汉学研究事业的中国人。
一百年是一个伟大的循环。由丁龙起,汉学研究在哥大的重担又落到了炎黄子孙的肩上。一百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中国已不复是昔日的中国,美国当然也不再是当年的美国。丁龙们的梦和含泪的期冀已有一部分早已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压在汉学家肩上传统文化交流、促进中美间互相理解的担子会稍轻。丁龙无须被人记住,人类的史册上将永远会有他大写的名字。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存在,就是他的业绩被发扬光大的一座巍峨的、恒久的丰碑。
●卑微的他,捐出了自己的终身积蓄1.2万美元;
●主人为了他的愿望,不断追加捐赠,至27.5万美元;
●慈禧太后为他的义举感动,捐赠5000册图书;
●世界上最棒的汉学系因此诞生;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丁龙的踪迹……
●有谁能告诉我他最后的消息?
本文作者:王海龙
感人肺腑的传说,丁龙,你的名字永留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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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相处在于真,
情之相守在于心。
情是一天一天换回来的,
心是一点一点处出来的。
人生是一页一页真实的翻过来的。
祝福是一句一句真诚的送出去的。
祝福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