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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自古都有重文轻商的传统但中国人善于经商的传统却传承了数千年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商业大多数时间都处在世界的第一的位置对中华民族的进步、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晋商应该说是龙头是老大特别是进入明清以后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6、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o41—1o48年）宋王朝出藏绢2ooo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oooo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期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1ooo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到了后世的21世纪初的北京还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6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山西商人经营商品之多、投入资金之多、从业人员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帮里面都是屈一指的。晋商控制了几个重要的行业比如金融业完全由晋商来控制还有一些颜料业也在晋商手里控制他们在当时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到了后世的21世纪仍然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o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也是如此：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也就是他们抓住了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苏州明清两朝的商业都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人们可以想像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在后世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这座城市的人们准备建立一个戏曲博物馆时他们选择的馆址竟然是一座当年山西商人修建的会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精美的戏台。会馆并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动场所这里只是他们听戏、聊天、联络乡情的地方。著名学者余秋雨在讲到这件事时说：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会馆不论如何精美都只是当时的山西人偶尔盘徊稍稍放松一下的地方他们居家过日子的地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山西平遥民居这样的院子在很多山西县城中几乎随处可见而昔日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县城中都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正是这种普通更加衬托出一种气度当高耸的屋脊、厚实的院墙密密匝匝地挤成一片时这样的规模就汇成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象征—富裕。当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还居住在土坯垒成的房舍里的时候山西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存环境提升到一个令后世数十年后的人们都羡慕的境界。1822年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龚自诊为了缓解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稳固边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议将内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区迁移但龚自诊认为这个政策不适用于两个地方：一是江浙因为这里的居民太柔弱经不起西北的风沙；另一个地方就是山西因为这个地方太富裕了没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龚自诊用了这样一个词—海内最富。海内最富的标志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固定资产。在固定资产方面实力强盛像著名的乔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资产三五百万、六七百万、甚至上千万两白银由此足见其富。第二、他们的流动资金丰厚也各有上千万两白银。第三、从山西城镇经济展中尤其是晋中一带一个县城的展市肆繁华不下江南诚如美国学者所谈的太谷是中国的华尔街诸多的票号、商号这在过去也是比较少见的。咸丰三年（1953年）广西道的监察御史叫章嗣衡他在上奏的皇帝书中说：山西太谷之孙姓富约两千万、曹姓、贾姓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各家有资本各千万介休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仅仅把以上奏折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产做一个简单的加法数量就过了一亿两白银这还仅仅是一个清朝官员亲眼所见的数量如果把整个山西富户的全部家产做一个详尽的统计那得出的数字几乎不可想象。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那么山西人是怎么样积累起如此庞大、数量惊人的财富呢？
这牵扯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西北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很陌生生态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清军的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所有的用度通过一定的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我们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山西正是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们中原统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还有其它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区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山西票号跟清朝政府生了比较大的紧密关系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大笔的存款。对于中国经济展的贡献比较显著的应该票号方面、金融方面。因为金融的展是商品经济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有了信誉有了这种信用以后商业的规模才能扩大商业进程的范围才能更加广阔而这一点是从晋商开始的。一双双轻巧、灵活的手将这些绿色的嫩芽从枝头采摘下来这些嫩芽经过加工之后将变成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品—茶叶这种源于中国的植物传入西方之后竟改变了许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中国最有名的茶叶产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时候大量的客商都会汇集到这里三百多年前来到这里的商人中绝大多数都操着山西口音。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6上又形成了一道国际通道—茶叶之路。茶叶之路大的概念是从中国杭州、武夷山（现福建）、汉口附近的羊楼山、赤壁采集了茶叶主要是粗茶、砖茶。这种茶通过山西商人的组织在汉口以南一直是用船来运输到了汉口起岸就是用高脚（骆驼、骡子）运到归化城归化城就是后来的张家口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从这两个地方重新组织大的驼队把它编排、整编象军队式的那样一种驼队运到库仑、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然后再往北走到达沙俄边境城市恰克图。事实上这条路的交易量很大。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同治皇帝时期）通过恰克图这一条路线不包括海拉尔和塔尔巴哈台光中间这一条路线的交易量占俄国的出口贸易的4o%占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进口出口贸易总量分别是18%、16%是通过恰克图市场进入俄国然后进入欧洲市场的。
自清康熙初平定葛尔丹叛乱后经由内外蒙古和新疆的对俄罗斯及欧洲的贸易进一步活跃起来满州里、恰克图、塔尔巴哈台都是很重要的市场。比如在恰克图通过蒙古草原有一条中国通向欧洲的商路即南方物质经长江、运河的水路到河南的周口、赊旗镇经过清化—泽州—潞安—子洪口—晋中—太原—雁门关—黄花墚—杀虎口—归化—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由1768年叶卡捷林娜二世统治时期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以恰克图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动中心……”大约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从这里输走茶叶4万箱左右“1852年却达175ooo箱”。此外还有“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致的金属制品、毛皮以及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15oo万美元以上的巨额”“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的茶叶不下112ooo箱”。“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边区的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指挥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9oo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来传递公文”（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7页）。恰克图市场在1723年（雍正初年）的商品交换额大约为1oo万卢布左右1765年前后（乾隆中期）增至2oo万卢布左右到1795年（乾隆末年）达到3oo万卢布以上1796-192o年（嘉庆年间）增至6oo万卢布以上道光咸丰年间持续增加以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为例经山西商人之手输往恰克图的商品仅茶叶一项达12万箱（每箱1oo磅）。这一年从俄国输入的商品有：各种毛皮123万张各种毛呢11ooo匹天鹅绒117万张亚麻布57万俄尺羽纱2.6万俄尺。据统计资料道光朝是恰克图市场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俄国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4o％-6o％19世纪4o年代贸易额有时过6o％据《中俄贸易之统计的研究》1844年中国对俄商品输出入分别占全国商品输出入总额的16％和19％。对俄贸易仅次于英国占第二位。1821-185o年中国方面向俄输出每年约在8oo万卢布上下。俄国对华贸易的差额是由一种白银的粗制品以“工艺品”的名义来支付的因为当时俄国禁止输出白银。而这种粗糙的“工艺品”大部分是俄国从汉堡或莱茵河上的法兰克福输入的称为汉堡银其成色很高被山西吸收后铸成元宝银投入国内金融市场。据估计在公元184o年以前的两个世纪里中国最终从世界各地获得了大约6oooo吨白银。
苏州是大运河边上的一座城市也是山西商人转运茶叶时由水路转入6路的重要码头为了能有个稍事休整的地方山西商人在运河的边上盖起了这座会馆山西商人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为后世的中国留下一座占地面积最广、规模最为庞大的古代会馆建筑群可以想像几百年前穿着长袍马褂的山西商人们就是坐在这里从容地调度着运河上、长江上南来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计算着买卖的盈亏。好多的商人到某地经商而且在那个地方贸易额占得比例很大在这种条件下才产生会馆商人才会出钱凑起盖会馆把会馆弄得富丽堂皇很有声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个标志。在后世的民国元年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有一个调查这个调查给各个会馆的其中山西的会馆席董事他给美国领事回了一个报告说由于山西商人在盐业、典当、钱业、颜料、纸业这些行业商号众多不可数计所以无法统计。到了后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台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慢悠悠地走进山西中部的一座县城这座县城的名字叫太谷坐在轿子中的是时任大汉银行董事长孔祥熙的新婚妻子她的名字叫宋蔼龄这次旅行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到孔祥熙的故乡从上海出时宋蔼龄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她听说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但当旅行结束时这位新娘惊奇地现了一种她前所未闻的生活。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当时的感受：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现了一种前所未闻、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度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据后世史料显示山西票号极盛时期是从19oo年－191o年那时候大的票号存款在七八百万两小的有二三百万两这时候他们盈利数额很大也可以说是山西票号极盛的时期。在光绪32年的时候据全国最大的票号日升昌所属的14个分号统计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而日升昌分号总共有4oo余家一家32o多万那就是八亿多两。梳理绵延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度上亿两白银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打细算或节衣缩食这样的小聪明而要靠一种气吞万里、俯视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让人们惊叹的是在交通、通讯、法律、政策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经以一种和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接近的组织模式、管理方法来经营着他们的事业。
后世的清末俄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鲍戈亚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时用了这样的话：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时另一位西方人、德国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谈到山西商人时也抛开了日尔曼民族传统的严肃和拘谨：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后世的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1o月28日晚6时在北京城一座颇为雅致的饭馆里一群山西商界的头面人物正在宴请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设宴欢迎梁启是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由他们出面筹备组织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山西商人们希望借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即使拿后世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面组建中央银行也显得过于大胆。因为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金融中枢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计民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梁启并没有觉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实际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当时中国唯一能做成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讲中他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京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这位雷经理很聪明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就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山西商人资本的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这表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2oooo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从明朝官办“盐工”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展的积极作用。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山西商人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
在明清以来长达三个世纪的商业革命中中国经济卷入了国际化浪潮。在这场国际贸易中中国的白银货币净流入这意味着中国的商品净输出。中国商业革命与中国明清各大商帮的关系是密切的是各大商帮推动了中国商业革命。在明清时代中国商业、手工业迅展异地贩运贸易十分活跃已经形成了许多商帮如山西帮、徽州帮、陕西帮、广东帮、山东帮、洞庭帮、江右帮、宁波帮、金华帮、绍兴帮、福建帮等等其中山西帮活动舞台最大资力最强。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展分离出来了货币经营资本其主要组织形式为当铺、钱庄、印局、账庄、票号等金融企业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亚欧一些国家。外国人把这些金融机构统称山西银行。中国的金融革命与山西票号的关系是密切的是山西票号或称山西银行推动了中国的金融革命启动了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阀门。中国明清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与欧洲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展的。公元15oo年以前欧洲和中国一样还是农业社会甚至农业水平比中国还低。经过15oo年到175o年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欧洲各国先后生了工业革命走进了工业社会现在进入了后工业经济时代。在中国经济社会展中曾经创造了世界农业经济时代的辉煌也曾经创造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伟大业绩而工业经济社会的曙光却迟迟不能露出地平线让欧洲走在了前头而且距离越拉越大。造成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从戊戌变法到后世的21世纪已经讨论了一百多年大家公认的主要有两点：先欧洲多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这是一场针对落后的农业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神权的清算是对人权的张扬是对科学的祟尚进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术的进步、保护和推广加上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带来的国际交流、资本积累和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工业的进步是不可以阻挡的。而中国的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封建伦理和没有经过冲击和升华的传统儒教思想长期占居主流社会和统治地位没有得以清算自然人的解放、社会的开放就很难天朝帝国居高临下商人阶层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其次由于上述原因决定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始终比欧洲艰难分散多元的欧洲小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显然要比权力高度集中的大国经济社会的制度创新要容易得多。清朝晚期没有可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提供任何条件。没有人和思想的解放就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就没有工业革命的环境和条件。
**********************************************************************晋商中的几大家
乔家：
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由小本生意起家从闯荡口外的小伙计成长为垄断包头商业的大财东包头城至今仍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俗语。乔氏家族的产业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继续扬光大达到鼎盛商行、银号开到了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事实上乔家的各类动产、不动产加起来应该有数千万两之巨大约相当于现代的近百亿资产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展水平和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渠家：
渠家祖先以行走于长治、祁县之间的“货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渠家开设的长源川、长裕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他们还开设有“三晋源”、“百川通”票号。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传说仅“旺财主”渠源浈的一个银窑内就藏有白银三百万两。
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根据渠家的故事改编片中反映了三晋源票号的经营以及渠源浈、渠本翘父子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冲突。渠源浈是一个杰出的商业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孙渠川因此将这部小说定名为《金魔》。与父亲终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翘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成为著名的爱国商人、教育家。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旺财主、金财主。他们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建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
曹家：
曹家先祖原居太原晋祠明洪武年间迁至太谷。曹家的兴盛始于明末闯关东的曹三喜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64o余座铺面遍布大江南北雇员37ooo余人资产高达12oo万两白银。从商业业绩而言曹氏家族在晋商豪门中是较为突出的一家生意一直做到了俄罗斯、日本、朝鲜。曹家的兴盛历经二三百年而长盛不衰二十世纪初的乱世由于国家银行排挤、俄国革命、辛亥革命、蒙古革命、日寇侵华以及子孙吸毒的影响才走向衰落。
曹家虽然偏居乡间但生活极为奢侈糜费常领全省风气之先。早在192o年曹家就购买了一辆美制汽车而当时连山西督军阎锡山都不曾有此待遇。不久曹家又购买了电机安装了电灯电话均为全省家。曹家老夫人“喜婆儿”出殡时耗银十万两动用64人抬棺。目前仍保存于曹家大院内的“百寿大屏风”、“金火车头钟”等珍品可以让游客感受到曹家过去的豪奢那座金火车头钟据说是慈禧太后抵押西行借款之物。
为保护家眷及财产安全曹家多年来一直聘用当地形意拳高手做为保镖此后又组建了护院武装在光绪年间人数多达五百到了民国初年曹家仍有家兵三百武器精良并配有统一服装聘请军官教练每逢三、六、九日还要进城与官军一起操练。
日寇侵占太谷后曹氏家族逃亡日寇动用两辆卡车用四十余天时间将曹家珍宝财产掠夺一空部分彩绘上的金粉也被刮走。
王家：
静升王氏为太原王氏后裔元代皇庆年间历经两次迁移之后定居静升至今已近七百年。静升王氏以耕作和磨制黑豆豆腐开始由农及商由商到官终于在清代中叶展成为富甲一方、声名显赫、人丁逾千的灵石四大家族之一。
王家传至第十四世王谦受、王谦和兄弟时清廷因征讨吴三桂叛乱急需军马已经开始从事牲畜贩卖的王家兄弟献上24匹良马此举不仅使他们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褒扬同时受命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王谦受还参加过康熙皇帝的千叟宴御赐龙头拐杖一把。王谦受后来以2ooo两白银为儿子王梦简捐了一个五品官王家由此迈出由商而官的第一步。此后王家通过正途科考、异途捐保和祖德荫袭三种方式先后有52人被典封官职。
静升王家和许多大家族一样历经艰苦创业和鼎盛辉煌之后也逃脱不了兴衰起落的必然规律。王家的衰败始于道光年间部分王家后人染上鸦片瘾之后沦落为偷儿、乞丐。王家先被出卖的是红门堡内的部分宅院异姓主人迁入之后堡门门匾上的“合堡同宗”四字也不得不改为“合堡同德”。此后高家崖以964两纹银易主孝义祠以2ooo吊铜钱贱卖。抗战爆后王家硕果仅存、资财依旧雄厚的王饮让一支匆匆将各地资产变卖后举家南迁。自此这个辉煌一时的名门望族历经6oo余年的创业与兴盛之后终于烟消云散仅仅成为一方土地上的历史话题。
常家：
常氏祖先在明代由太谷迁居车辋以牧羊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裢远赴张家口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裢后来供奉于常氏宗祠内与常万达的名言“视有若无视盈若虚”一起被常家子孙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万（王已）、常万达学有所成之后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兄弟两先后创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o个商号开辟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罗斯的数万里国际贸易通道“茶叶之路”成为屈一指的晋商“外贸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际拥有员工千余人骆驼上万峰独占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间是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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