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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李村参加完加林他奶的葬礼，白素珍就和王加林一起到花园镇，从花园火车站乘车返回了河北保定。
这个时候，我们终于知道了加林他妈叫白素珍。这名字听起来似乎耳熟——对了，那个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白蛇传》中修炼千年的蛇妖不就叫白素贞么？就最后一个字同音不同形。加林他妈在王李村时一直随她姑父姓王，叫王素珍，离婚后回白沙镇，她又把自己的名字改了，随生父姓白，一不小心就与多情的“白蛇娘娘”同了音。
白素珍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不受父母的欢迎，尤其是她母亲，原本满心希望生个儿子的。等到她一岁半，真的有了一个弟弟时，她母亲就不要她了。理由很简单：女娃娃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养一场白养。于是，她就被父母送到了王李村，成了姑父和姑妈的养女。
儿时的白素珍曾经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她模样儿长得俊，是王李村的“人尖儿”，加上脑瓜子聪明，在学校里读书成绩好，嘴巴又甜，碰到长辈，总是大伯二婶三姑四婆地叫着。素珍还天生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又亮又动听，特别是那首“手拿碟儿敲起来”，与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简直一个样儿，绝了！左邻右舍的乡亲聚在一起吃完饭，总是把碗筷递给她，要她边敲边唱，碗敲破了也不埋怨，仍然兴高采烈地翘起大拇指。
因为养母与生父是亲兄妹，两个家庭关系比较亲密，白素珍偶尔也会去白沙铺。不过，看到的情况却是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
素珍的亲生父母喜得贵子之后，又接连生下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对于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养儿育女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素珍的生母本来就是一个好吃懒做、贪图享受的女人，看着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和没有本事摆脱贫穷的丈夫，她悲观失望到了极点。
一个月明星稀的深夜，这个狠心的女人偷偷溜出家门，跑到十里之外的陆家山火车站，爬上一辆货车，远走高飞了。
白素珍的生父寻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把老婆找回。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经常揭不开锅盖，他完全没有能力养活四个孩子了，也因此丧失了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于是，绝望的他把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逐一送给别人，自己在京广铁路上撞了火车……
好好的一家人就这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只留下一栋破旧的无人居住的“鬼屋”。
白素珍离婚后，带着女儿王加花回到白沙铺，这栋“鬼屋”就成了她们母女俩的栖身之所。
这是怎样的三间屋子啊！
瓦残缺不齐，好多都被打碎，或者被风吹走。泥巴墙已经倾斜，大窟窿小洞的，尤其是门框上的那段，裂开好大一条缝，半边儿下坠，把门框都压歪了，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屋里满是蛛网和扬尘，再就是成堆的老鼠屎和被老鼠扒松的黄土。除了几件破旧的家具和生锈的农具，屋子里什么也没有。
左邻右舍的街坊们这个送个碗，那个送个盆，这个送几斤大米，那个送一瓶菜油，抹着眼泪走进这屋子，然后又叹着气走出这屋子。
素珍她爸生前所在的生产队给她们娘儿俩上了户口，二十岁的白素珍和三岁的小加花开始了她们孤儿寡母的生活。
看到这里，大家心里可能还有几个疑团没有解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离婚是非常稀罕的事情，白素珍是如何得以离婚成功的？素珍一岁半就到王李村生活，与她的姑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讲，她们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母女关系，就算是坐堂招亲，离婚后她也不应该离开王李村，离开的应该是加林他爸王厚义呀！还有，白素珍离开王李村时，加花三岁，加林一岁，按常理，还没有断奶的加林应该跟随母亲，白素珍带走的为什么是年龄较大的加花呢？
白素珍能够与王厚义离婚，得力于“四清”工作队的帮助。
“四清”是1963年至1966年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始是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来发展为在城市和乡村“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到王李村组织开展“四清”运动的，是来自武汉的一位女大学生小冯，她正好被安排在王加林家里住宿。小冯当年只有二十四岁，风华正茂，年青气盛，正是疾恶如仇、锄强扶弱的年龄。当她看到比自己还小的白素珍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并且经常遭受王厚义拳打脚踢时，就开始履行“四清”工作队员的职责，主张二人离婚。
于是白素珍结婚时只有十六岁，没有达到法定婚龄，也没有领取结婚证，“离婚”其实很简单。小冯把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干部召集在一起，又找了几个社员见证，现场宣布“两人终止婚姻关系”，婚就算离了。为消除后患，“四清”工作队同时决定，离婚之后，王厚义必须返回他的老家潜江县总口农场，不得留在王李村生活。
就这样，王厚义净身出户，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
但是，“四清”工作队撤走后，王厚义又返回了王李村。他一扑通跪在白素珍的面前，痛哭流涕，赌咒发誓地作保证，从此以后痛改前非，再要打人就不得好死，情真意切，坚决要求与素珍复婚。
伤透了心的白素珍自然没有答应。
王厚义却死乞白赖地不走了，又住进了加林家的老宅。他在厢房里垒了一个土灶，自己开火做饭。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并且恢复了王李村社员的身份。为了复婚，他还迂回着求加林他奶说情。
在王厚义离开的那段日子，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连挑担吃水的人都没有，更别说上山砍柴了。加林他奶也尝到了家里没有男劳力的艰难。厚义虽然脾气不好，但毕竟已经与素珍结过婚，而且生了一对儿女，再怎么说，他是孩子的爸爸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何况，有了一次离婚被撵的教训，他脚趾甲踢破了，也会吸取教训，改一改坏脾气的。
祸往开引，婚往拢拉，原配的夫妻说出去也好听一些。加林他奶开始与王厚义结盟，努力奉劝素珍同意破镜重圆。
加林他奶和颜悦色，苦口婆心的劝导，但无论怎么说，素珍就是不点头，反而嘲弄老人家被王厚义收买了。
“我被收买了？我是黄土埋半截的人，死都死得过。我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你，为你的儿女着想！”
“为我们着想，就不要再提复婚的事了。”
“不复婚！你总不能让加花加林成为没老子的娃娃吧？总不能一生都这样，你当有男人的寡妇，厚义做有老婆的光棍吧？”
“哪个让他当光棍了？我又没叫他不找人！”
“你复婚不复婚，嫁人又不不嫁，占着个茅坑不屙屎，他怎么找人？”
“好，我走！我走！我回白沙铺，不碍你们王家人的眼睛！”
一赌气，素珍真的决意离开王李村，回她的出生之地白沙铺了。
当她左手挽着装满衣物的包袱，右手牵着女儿加花走出家门时，加林他奶如梦初醒，追悔莫及。
老人家痛心疾首地号啕大哭，声嘶力竭的极力挽留，但倔强的素珍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
从此，一家人就变成了分居两地的两家人。开始了妈妈思儿子、儿子思妈妈、奶奶想孙女、孙女想奶奶、姐姐念弟弟、弟弟念姐姐、祖孙三代人互相思念和想念的悲惨时光。春夏秋冬，雨雪阴晴，他们经常日夜兼程地奔波于王李村与白沙铺那六十多里的田间小路上。除了精神上的折磨，素珍有时还会遭受王厚义的暴打，忍受皮肉之苦。
至于跟随素珍回白沙铺的，为什么是加花而不是加林，有两种不同版本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加林他奶不让素珍带走她的孙儿，老人家指望着加林将来为王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看守门户。另一种说法是，素珍主动提出留下儿子，目的是让加林将来继承王家的祖业，让这栋全村首屈一指的厅屋不至于落入外人之手。
不管哪一种说法是真，后来的走向，完全偏离了两个女人的良苦用心。王加林并没有尽到看守门户之责，更没有继承到王家的祖业。
当素珍在白沙铺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的时候，失散多年的大弟弟白大货突然出现在“鬼屋”门口。
姐弟俩确定对方的身份之后，不约而同地哽咽落泪。
白大货已经是个十九岁的小伙子。他是因为与养父母之间产生矛盾，赌气找到白沙铺的。他誓言再也不回养父母家了，就在白沙铺和姐姐一起生活。
白素珍多么高兴啊！十几年姐弟分离，现在终于能够团聚在一起，她能不满心欢喜吗？她真希望另外三个失散的弟弟妹妹也能回到白沙铺，兄弟姐妹五人重新撑起这个破落的家。
素珍腾出靠北的一个房间给大货，她和加华住在靠南的房间。在堂屋的后面，隔开一间厨房，三个人在一口锅里搅稀稠。素珍还帮助大货在生产队里上了户口，姐弟俩一起出工挣工分。
年终结算，他们居然成了余粮户。
日子似乎有了回暖的迹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曙光很快又被乌云遮盖了。白素珍找生产队会计领余粮款时，会计却说大货已经领走了。再去问大货，大货说他打牌输光了。
姐弟俩有了第一次争吵。
尔后，两人就时不时地发生口角和小摩擦。比方，因为大货晚上回家太晚呀，因为大货学会了抽烟呀，因为大货把加花惹哭了呀……看似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已经埋下了姐弟反目的种子。
因为大货上过初中，被大队聘为白沙铺小学的民办教师。身份和地位发生变化之后，他不再崇拜和尊敬文化程度比他低的姐姐，更忍受不了素珍的絮叨和对他指手划脚。
当上民办教师不久，大货交上了女朋友。过了两个月，女朋友又意外怀孕。既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结婚的事情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可是，哪儿来的房子结婚？就那么三间破屋，四个人挤着，结婚象什么样子？将来生了孩子又怎么办？
女朋友不高兴了。准丈母娘嘴巴子翘得老高。
大货也觉得憋屈：我是家里的长子，理应继承祖业。姐姐是出了嫁的姑娘，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凭什么回来挤占属于我的房子？
大货心里不痛快，又不好明说，便用行动暗示。有事没事，他就提着毛笔在家里的练习写字。箩筐上写着“白大货”，饭桌和椅子的背面写着“白大货”，扁担上写着“白大货”，水桶外面写着“白大货”。家里凡是能够写字的地方，他都写上自己的大名，以此宣誓“主权”。
素珍看在眼里，自然心知肚明。不过，她还是把大货的行为看成是年幼无知，念在姐弟情分上，不与他计较。
有一天，当素珍去拿家里唯一的脚盆，准备给女儿加花洗澡时，发现脚盆底上也写有毛笔字，不是白大货的名字，而是八个字：只准男用，不得女使！
血直冲头顶。是可忍，孰不可忍？白素珍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她一脚蹬开大货的房门，指着大货的额头破口大骂。
“搞烦了，老子点一把火，把屋烧了！”大货跳起来回敬道。
素珍气得浑身发抖，七窍生烟，把脚盆抛到了大门外面。脚盆打了几个滚儿，很快就散了架。
姐弟俩自此变得如同仇人一般。同屋进出，却不理不睬。
正赶上“三线”建设工程上马，白素珍找到白沙铺公社领导，非要去陕西支援“三线”建设不可。
公社领导说，“三线”的活特别累，男人干上十天半个月，就叫苦不迭，女人根本吃不消；陕西的生活条件极差，总是吃不饱肚子，粮食贵如金子，有时一个馒头可以换一个老婆。
素珍声泪俱下。说，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饿，不怕脏，什么活儿都愿意干，也决不会比别人干得差。她还悲泣地诉说着自己的身世，诉说着无立足之地的现状。
公社领导和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同情地摇着头，叹着气。
从孝感来白沙铺检查工作的“三线”工程负责人，破例答应了素珍的要求。
素珍又提出，自己必须带着女儿加花。
在这个问题上，领导们却坚决不同意，而且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开什么玩笑！在陕西的原始森林里开山建铁路，环境那么恶劣，成年人都凶多吉少，小娃娃怎么能去？
白素珍犯愁了：自己走了，女儿加花怎么办？
大货肯定是指望不上的。
思来想去，她觉得还是让加花回王李村比较妥当。那里有加林，有加花她奶，有好心的乡亲们。不管怎么讲，加花还是姓王的骨肉。她在王李村生活，不会受歧视，不会被别人的欺负。
就这样，素珍带着加花回到王李村，还主动提出把加花的户口迁移到了王李村。然后，她一个人投身到了“三线”建设的热潮中。
考虑到白素珍是个女同志，又上过高小，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领导安排她在民兵师宣传科当广播员，兼做打字工作。
不用去挖山、开石、伐木、筑洞，素珍自然感到庆幸，可要做好播音和打字工作，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
每次接到批准广播的稿子，素珍都要认真地温习。不会认的字，就查字典注上汉语拼音，反复地读，反复地念，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下来为止。打字更是细致活儿，为了熟悉每个铅字的位置，她常常通宵达旦地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素珍从零起步，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基本熟悉了工作。无论是播音，还是打字，都干得象模象样，有声有色，经常得到领导的表扬。
工作顺手之后，白素珍又开始思念自己的女儿和儿子。
回家探望是不现实的，接加林和加花来也不可能，她只能忍受着思念的折磨，用书信和眼泪来减轻这种牵挂带来的痛苦。
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素珍就去买了铅笔、作业本、草稿纸和白木耳寄到王李村。领到第二个月工资，她又去买了毛笔、字贴和冰糖寄到王李村。冬天临近时，她还买了几斤毛线，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亲手织成两件毛衣和一件毛裤寄到了王李村……
每月三十七块五的工资，除去交生产队的二十元副业款，剩下的十七块五，素珍基本上都花在了加花、加林和养母的身上。
“三线”工地的生存环境是非常恶劣的，特别是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上山下山只能如螃蟹一般侧着身横向行进，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滑倒，弄不好还会滚进深不见底的山谷。素珍不只一次眼见自己的战友，就这样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她也曾滑倒过，有时得到战友的帮助，有时被参天的古树挡住，最终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并坚持到铁路建设完工。
陕西工程下马后，孝感民兵师又转移到了宜昌市，参与建设葛洲坝水电站工程项目。因为住在宜昌市，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比较方便，白素珍向领导申请，希望把女儿加花带在身边。
这一次得到了批准。
素珍真是欣喜若狂啊！她马上到附近的部队子弟学校联系，希望能让加花插班上学。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她再才回到王李村。历尽周折，终于把加花带到了宜昌。
素珍继续当广播员和打字员。加花在部队子弟学校里读书，学习成绩也不错。本以为生活从此之后就会逐步稳定下来，但事情却不能如人所愿。没过多久，有关素珍的闲言碎语多了起来，这主要是因为她让加花喊她“姑姑”引起的。
别人说，素珍不让加花喊她“妈妈”，是为了掩盖母女关系，隐瞒自己结过婚的事实，好重新找人。她之所以能当上广播员，是因为与民兵师某位领导不干净。
“算算看，她每月工资三十七块五，向生产队交二十，剩十几块钱，怎么负担母女两个的生活？”
“听说她经常给她姑妈寄白木耳和冰糖，给她儿子寄铅笔、笔记本和毛衣呢！”
“瞎，她长得那么漂亮，又是个没有男人的小寡妇，弄几个钱还不容易！”
……
听到这些，素珍肺都气炸了。她把被窝行李一卷，找到民兵师师长和政委，非要调到炊事班去喂猪不可。在那里，别人总不会说自己跟猪不干净吧！
师长和政委哈哈大笑，说她简直就是个孩子。嘴巴长在别人身上，要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好了，何必太当真？
这事尚未平息，打击又接踵而来。白沙铺民兵营通知素珍，因为她到宜昌后，一直拖欠着生产队的副业款，生产队停发了她的口粮，还要下她的户口……
素珍真是走投无路。要维持母女两个人的生活，她是不可能按时足额缴纳副业款给生产队的。口粮停发了，她和加花吃什么呀！
一筹莫展时，加花学校的班主任老师来到了家里。交给素珍三十斤全国粮票，说是附近驻军一个姓马的教导员送给她的。
班主任老师介绍说，马教导员的老婆得癌症死了，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子女。因为老家没有亲人，马教导员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难极了。他了解到素珍的情况，希望能够和她一起生活……
素珍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她是不会改变独身生活的，世界上的男人让她伤透了心。
几天后，马教导员抱着小儿子找到广播室，向她诉说自己既当爹又当妈的艰辛：大儿子马杰有夜尿失禁的毛病，被子床单几乎天天都要晒；女儿马红刚上小学，缝补浆洗都不会做，全靠他一个人；小儿子马军晚上还要摸着大人的奶睡觉……
素珍对马教导员的境遇非常同情，尤其可怜那一脸无辜的小马军。那大大的眼睛，红红的脸蛋，多像她的加林啊！可是，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教育了素珍，不了解马教导员的性格和为人，她是不会轻易答应的，何况加花又快长成大姑娘了。
马教导员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没有要求她马上表态，但希望保持联系。即使不能成为夫妻，保持同志间正常的交往也是可以的。
事情就这样搁下来了。
后来，马教导员所在的部队去了河北省迁西县，驻扎在一个叫洒河桥的小镇子上，负责修建“引滦入津”重要工程之一的潘家口水利枢纽工程。
与素珍的几次见面和交谈，让马教导员觉得这个女人是最适合与自己一起生活的，也会当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他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定要得到白素珍。虽相隔千里，马教导员一直借鸿雁传情，给远在宜昌的白素珍写信，但每次都是有去无回，总也得不到回音。
未必，白素珍对自己完全没有好感？难道她真的准备一直单身生活下去？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和真心，马教导员向部队首长请假，专程去了一趟宜昌。
多年以后，白素珍仍然不明白：自己单身生活的决心怎么会在重新见到马教导员的那一刻土崩瓦解？自己怎么会那么温顺地随马教导员离开宜昌，带着加花远嫁到了河北迁西。
再婚之后，白素珍曾和她的军官丈夫一起，去过一趟白沙铺和王李村。她吃惊地发现，两个地方的老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白沙铺那三间破烂不堪、摇摇欲坠的土砖瓦房没有了，变成了一栋漂亮的红砖瓦房；王李村那栋全村首屈一指的厅屋同样没有了，变成了一栋明四间的土砖瓦房。
虽然都是旧貌换新颜，但一个从坏变好、从小变大，另一个却从好变差、从大变小，白素珍见了，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白大货结婚成家后，生了一个儿子。作为姐姐，白素珍不计前嫌，向弟弟和弟媳表达了真诚的祝福，还给小舅侄送了礼物。在王李村，白素珍对王厚义毁坏祖业、败光家产的行为忧心忡忡。眼见大屋改小后，多余的两屋子木料，她让儿子加林清点数目，做好登记。又千叮咛万嘱咐，叫加林领着奶奶去孝感公证处公证，把新房的产权和木料的所有权，写在加林的名下。
遗憾的是，王加林当时答应得好好的，事后却并没有照着母亲的话去做。
白素珍返回河北迁西之后，就开始履行相夫教子、充当四个孩子的母亲的职责。一年之后，已入而立之年的她又有了身孕。
虽然家里已经有四个孩子，虽然马教导员一个人的薪水供养六口人已经显得入不敷出，家里时常捉襟见肘，经济拮据，白素珍还是坚持要给老马生一个宝贝，作为他们爱情的结晶和见证。
于是，就有了他们最小的女儿马颖。
当今时下，一对夫妻抚养一个小孩，大家都是叫苦不迭，有的为此伤透了脑筋。可以想见，白素珍和马教导员抚养五个孩子是什么样一种情形。更麻烦的是，这五个孩子是三个不同的家庭组合到一起的，马杰、马红、马军同父同母，马颖与他们同父异母，加花与他们在血缘上没有一点儿关系。一旦孩子之间产生矛盾，如何化解如何平衡，就成了摆在素珍和马教导员面前的最大难题。还有，白素珍一时一记得也放不下她在湖北的儿子加林。
置身于这样的环境，面对这样的现状，一个女人想成为让孩子们都满意的妈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饱经磨难和聪明能干的白素珍还是直面挑战，信心满满地踏上了成就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的艰难征程。
马教导员一个人的工资肯定是养不活一家七口人的。为了让孩子们有饭吃、有衣穿，不至于挨饿受冻，白素珍在小女儿马颖蹒跚学步时，就开始到部队办的家属工厂里工作，每月挣三十多元钱的工资贴补家用。因为住的是平房，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院，别人在小院里裁花种草，她却在自家小院里种菜和养鸡，努力做到鸡蛋和大部分蔬菜不用掏钱到市场上去购买。买菜买水果她也是精打细算，争取让每一分钱发挥最大的效用。比方，她从来不在市场刚开集时去凑热闹，而要等到快散集时，去购买那些最后的剩货，抓住农民小贩们急于回家的心理，提出扫篮儿或者包圆儿，价格自然要便宜许多。
洒河的水时涨时落，日子在平淡无奇和磕磕碰碰中不知不觉过去了八年。
这期间，白素珍家里值得一提的喜事有三桩：一是马教导员晋升为团政委了；二是大儿子马杰技校毕业，在唐山市参加了工作；三是大女儿加花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
1984年，潘家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竣工，马政委所在的基建工程兵部队陆续撤离。他的工作岗位也发生了变化，调任部队在河北保定开办的一家干部休养所所长。
白素珍一家人这才离开迁西县的山沟沟，欢欢喜喜地搬进了曾经是直隶省会、直隶总督驻地和河北省最早省会的保定市。
这些年来，白素珍一直与湖北的儿子王加林保持着书信联系。加林还利用暑假到河北迁西来玩过两次。
从加林的来信中，素珍得知王厚义再婚，并且正在竭尽全力地生儿子时，引发了她对王李村房产归属的担心。为此，她专门写信向在孝感法律顾问处当律师的小学同学汤正源咨询。
汤律师回信说：根据继承法的规定，配偶、子女、父母同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加林他奶的配偶和父母早已去世，第一顺序继承人只剩下子女。法律上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白素珍是加林他奶从一岁半扶养长大的，属于养女，肯定享有继承权。王厚义虽然是上门女婿，也可以看作是过继的儿子，并且与加林他奶有扶养关系，同样享有继承权。
看过汤正源的信，白素珍愤愤不平。王厚义对加林他奶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他是在赡养老人么？完全是在虐待老人！他怎么能算“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他凭什么享有对王李村老宅的继承权？
定居保定市之后，由于马杰在唐山工作，加花在北京读书，家里只剩下三个孩子，而分配给他们的房子又比较宽敞，白素珍与丈夫老马商量：把王李村的养母接到保定市来与他们一起生活，他们负责养老送终。这样，既尽了她作为养女的一片孝心，又消除了王厚义赡养老人的假象，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让王厚义都找不到继承王家老宅的理由。
马政委自然表示支持。
白素珍随即动身回湖北，把加林他奶接到了保定。
老人家到保定没多长时间，就感觉特别不习惯。一生忙碌的她，根本就不适应那种每天坐着吃饭不干活的日子，特别是当马政委端茶送水地侍候她的时候，加林他奶就感觉到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寄人篱下，如同“有米的叫花子”。而心里不舒服的马红和马军，有时背着父母给脸色加林他奶看，对她横眉怒目，甚至有意骂她。老人家于是天天吵着要回湖北。
白素珍好言相劝，软硬兼施地挽留了三个月，最后还是万般无奈地发电报，让王加林来保定把他奶接回湖北了。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加林他奶回去不到两年时间，就喝农药自尽了。
参加完加林他奶的葬礼回到保定，白素珍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为养母报仇，为自己雪恨，都在想着如何报复王厚义，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除了参加《民主与法制》刊授班学习，自学法律知识外，她一次又一次地写信，征求汤正源的意见，还和丈夫老马一起到保定市法律顾问处咨询。
律师们一致认为：王厚义虐待加林他奶情节严重，在加林他奶喝农药后还有希望救活时，找借口放弃抢救，故意不作为，属于间接杀害被继承人的行为，他已经丧失了遗产继承权。
素珍提到希望有人帮她打官司，别人都建议她请孝感本地的律师，说这样办案方便一些，取证呀，出庭呀，与法院沟通呀，相对比较便利，也可以节省许多费用。当她进一步问到，打官司最少得花多少钱时，别人开出的数目让她难以接受，心里自然也凉了一截。
“铁定赢的官司，凭什么收这么多钱啊？”白素珍感觉律师行业真是太黑了，她决定自己去打这场官司。
根据律师们提供的意见，结合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这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女人，开始自己撰写起诉书，交给字写得比较好的丈夫老马，工工整整地誊抄下来，然后用挂号信寄给孝感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和政法委。
但是，所有寄出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一个单位理睬和回复。
白素珍非常失望，非常伤心，也非常气愤。她认为公检法这些衙门的官僚习气太严重，也反映出中国的法制建设太不健全了。越是这样，她越不信邪，越是激发了她的斗志，越想打赢这场官司。
素珍誓言，要用实际行动为中国的法制宣传和法律普及工作做出贡献。思来想去，她决定春节休假时回湖北，到孝感的公检法机关面呈诉状，开启她的复仇之旅。因担心春节七天假期不够，她又向自己的工作单位——保定冲剪机床厂递交了请假条，希望领导能批给她一个月的假期。
保定冲剪机床厂是一家小型国营企业。白素珍干不了技术活儿，她的工作岗位是自行车看管员，也就是为全厂一百五十多名来上班的职工看管自行车。厂区专门划有一片停放非机动车的区域，每天上班时，看到有职工来停放自行车，白素珍就迎上去，在自行车龙头上挂上一个塑料号牌，同时把另一个相同号码的塑料牌交给停车的职工。到下班时，职工凭塑料牌对号领取自行车。
虽说这项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却特别系人，一时也不能离开，而且责任重大，一辆自行车好几十块钱，甚至一百多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几个月的工资，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与白素珍倒班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媳妇。她们当中一个人有事，另一个人就得从早到晚地守着，连中饭都没办法回家吃。所以，请假之前，素珍还得征求别人的意见，取得别人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倒班的小媳妇答应之后，她再去向分管的保卫科长请假。因为白素珍提出的假期时间太长，超出了保卫科长的审批权限，她还亲自去找了厂长。
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以及时不时不由自主淌下的眼泪，白素珍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在岁末年初之际，把请假的事情搞定了。但是，家里这时又接二连三地出状况。
先是小儿子马军生病，持续不断地高烧，在部队卫生所打了好几天的吊针也不见好转，后来引发丹毒性腿痛，双腿完全不能走路，不得不转到保定市医院，住院治疗了二十三天才基本痊愈。
马军刚出院，小女儿马颖又生病了。舌头上长满了小泡泡，吃东西就疼，好几天都不能进食。
还有二女儿马红，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找工作接连受挫，托了一排的人，零零碎碎花了八十多元钱买东西送礼，还是一直没有着落。后来，一家计算机开发公司来找部队干休所的马所长，提出想租赁干休所闲置的房子办公经营。白素珍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她怂恿丈夫以权谋私，谈判时把马红进计算机开发公司工作作为租房的先决条件。老实本分、原则性一直很强的马所长觉得这样影响不好，不愿意去提。白素珍于是天天在丈夫耳边唠叨，还蛊惑马红哭着找她爸闹。可怜的马所长被老少两个女人缠得实在没办法，只好脸红耳热，吞吞吐吐地向别人提出了要求。没想到计算机开发公司的经理答应得非常爽快，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能租到部队干休所的房子，他们一定把马红招进公司，让她在办公室里干最轻的活儿，每个月工资一百元。一家人高兴得什么似的，白素珍还得意地嘲笑老马是木鱼脑袋瓜子。就这样，租房协议顺利地签订了，计算机开发公司也搬进了部队干休所的房子里办公，但在招收马红的问题上，他们却变卦了。理由是马红学历太低，又完全不懂计算机开发。白素珍正为这件事情恼火，天天生闷气，明知道被别人耍了，又没有办法找别人理论。这种事情，怎么能够拿到台面上来说嘛！
真是乱成了一团麻啊！
大儿子马杰和大女儿加花得知母亲准备去湖北，都写信回来，明确表示不回保定市过春节了。马杰去了他女朋友家里，加花陪男朋友到广州中山大学补习外语，为赴美国留学做准备。
但是，纵有千难万险，哪怕百事缠身，白素珍已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春节期间，她是一定要回湖北的，而且要闹得天翻地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