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沈常青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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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节一过,距婚礼的日子只剩二十天时间了。

    加林和红梅拟定了一份购物清单,准备抽周末休息时间去一趟省城。星期天早晨,他们带上家里的全部积蓄和加林他妈送的200元礼金,以及在学校会计邹贵州那儿预支的下个月工资,坐上南下的列车,兴高采烈地去武汉购买他们的结婚用品。

    说起来好笑,所谓购物清单,也就是身上穿的和床上用的,唯一奢侈一点儿的计划,是准备买两只装衣物的皮箱。

    和所有到武汉购物的外地人一样,他们首选的购物场所是闻名遐迩的武汉商场。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后,转公交车在中山公园下。对面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两人兴致勃勃地走进商场,开始楼上楼下到处转。转过一阵儿,他们发现这里的东西都很贵,手里的钞票根本就买不齐清单上的物品。

    于是,又转战到附近的汉正街。

    汉正街真是名不虚传啊!这条自古就享有“天下第一街”美誉的小商品市场,生意红火得让人眼花缭乱。来自五湖四海的生意人操着不同的方言在这里讨价还价,买进卖出,迎进送出。每一条街巷都被匆匆忙忙的行人挤得水泄不通。加林和红梅跑了好几个门店,别人都说只做批发不搞零售,拿着钱都买不着东西。好不容易找到零售的商家,他们又发现商品质量比较“水”。比方服装吧,有的扣子都没有缝齐,有的试穿时发现已经脱线开口。

    一分价钱一分货,看来便宜并不完全是好事情。

    “去中南商业大楼看看吧!”方红梅提议道。

    两人又到武汉关码头坐轮船,前往武昌。

    到中南商业大楼时,已经是下午两点钟,没有时间换其他地方了,只有凑合着挑选。因为红梅总是强调价廉物美,买齐清单上的东西,两人的腿都快跑断了,肚子也饿得叽里咕噜直叫唤。

    出门到一个小店铺买了四个包子,又让别人倒了两杯白开水,两人边吃喝边盘存。手头还有180多块钱,买点什么呢?加林想到了红梅去年冬天就想要的呢子大衣。可是红梅不同意。她说,冬天已经过完了,有没有呢子大衣无所谓。最好去买一部小型录音机,既可以学外语,又可以听音乐,将来怀孕了,还能对宝宝进行胎教……

    加林立即表示赞成,腿一下子也不酸了。

    他们再次返回中南商业大楼,找到商场电器销售部,百般挑剔地选好了录音机。

    付钱时,红梅却发现背包里的钱包不见了。

    加林叫她别着急,过细地再找找。

    红梅于是走到墙边的空旷处,把背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在地上,又把背包使劲地抖了抖,还是没有钱包的影子。她呆呆地立在墙根儿边,眼泪直往下掉。

    加林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从口袋里搜出买包子时多出的四元零钱,拎起皮箱,拉着红梅走出了中南商业大楼。

    好在来时就买好了返程的车票,不然的话,他们回花园镇都成了问题。

    坐上火车之后,红梅趴在茶几上,一个劲地抽泣。她哭得那么伤心,加林听着,心都碎了。

    可是,钱已经丢了,哭又有什么用呢?

    加林强作笑颜,安慰着红梅,尽量说些好听的话,让她高兴。

    他说,我们还算走运的,毕竟买了这么多东西,要是一到武汉就把钱丢了,不是更亏么?人应该知足。又说,折财免灾。说不定,菩萨会在其他方面保佑我们呢!

    可加林越说,红梅哭得越起劲。

    下车已是午夜。天上飘起了雪花,寒风呼啸。

    走出花园火车站,两人冻得浑身发抖,不住地打着寒颤。他们一人提着一只皮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努力辨认着通往牌坊中学的道路。

    风夹着雪花打在脸上,刀割一般的疼。没一会儿,双手就麻木了。

    走出花园镇,进入黑暗笼罩的田野时,风更大,雪更猛,还下起了冰雹。

    为了抵御冰雹的袭击,他们双手举起皮箱,顶在头上。冰雹打在皮箱上,乒乒乓乓直响,打在手臂上,钻心一般地疼。

    与风雪搏斗了一个多小时,两人才回到他们的“伊甸园”。

    都说祸不单行,看来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加林和红梅周日去武汉买东西钱包被偷,已经够倒霉的了,周一上班后,他们又遇上了烦心事。

    下午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副校长丁伯华郑重其事地通报:“上礼拜我对老师们批改作业情况进行了抽查,发现有某语文老师3月31日竟然批改了29本学生作文。速度真是惊人!大家想一想,就一天时间,还要备课呀、上课呀,总得干点儿其他事情吧。从时间上分析,我们就不难想到,这个老师批改学生作文是很不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极不端正!”

    所有的语文老师都比较紧张。大家都从桌上拿起自己所任班级的的学生作文本,翻看批改日期。

    通常来讲,一个工作日批改29本学生作文,的确有些困难。因为每篇作文改完之后,还得写上一段评语,是很费脑子,很花时间的。只要是教过语文的教师,都有切身体会。

    要想达到这种速度,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全天放下所有其他的工作,一心一意批改作文;再就是走马观花地一目十行,随便写两句评语,批个日期。

    大家都在一起工作,哪些老师批改作文认真,哪些老师比较马虎,大家心里都有数。王加林把目光投向几个最有可能“一天改29本作文”的同事,结果这些人在翻过作文本之后,都表现出坦然自若、若无其事的样子。

    显然,他们不是丁副校长批评的对象。就算他们真的一天改了那么多作文,也不会实事求是地标注批改日期。他们会把批改时间写成好几个不同的日子,绝对不会为领导检查留下把柄。

    加林老师3月31日根本就没有批改过作文。他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会不会是方红梅呢?与此同时,他又否定了自己的这种猜测,因为红梅批改作文比他还要认真,每一个病句每一个错别字都不会放过,改过的作文本往往是红彤彤的一片。

    他用探询的眼光看了看方红梅。

    方红梅安静地坐在座位上,脸拉得老长,眼睛里喷射出愤怒的光芒。

    听完丁伯华含沙射影的批评,她突然发话了:“我想问一问丁副校长,你能告诉我3月31日是星期几吗?”

    丁伯华一时答不上来。

    整个办公室里鸦雀无声。老师们面面相觑。好多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办公室墙上的挂历。

    红梅老师不紧不慢地接着说:“你既然不记得,那我来告诉你吧。3月31日是星期天。星期天大家都在家里休息,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改了一天的作文,这有错吗?我是考虑到自己4月中旬要出去面授,还要忙结婚的事情,就想加班把作文改完。如果你认为改得不认真,可以指出批改中的错误。凭什么那么武断地说,一天改29本作文就是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

    丁伯华脸涨得通红,被噎得哑口无言。

    过了好半天,他才嗫嚅道:“是星期天吗?星期天也改不了那么多吧……”

    不少老师都埋下头,暗自发笑。

    “丁副校长,你既是领导,又是长辈。不至于我曾顶撞过你,你就一而再、再而三找我的麻烦吧!一个大男人,不至于心胸那么狭窄,连一点儿肚量都没有吧!”红梅继续针锋相对。

    丁伯华恼羞成怒,可又不知道该如何发泄。

    为避免冲突升级,女校长关玉荣及时出面,把会议的议题转到了其他事项上。

    会场上紧张而又尴尬的氛围暂时得以化解。

    散会后,王加林刚回到宿舍,教体育的程彩清老师突然跟了进来。他叫加林去他家一趟,说是有事情商量。

    加林于是带上宿舍门,先到红梅那里去打了声招呼,然后跟着程老师,走向正对校大门的第一排校舍。

    彩清老师的家里烟雾弥漫,好几个年青教师都在里面。

    见加林进来,其他老师递烟的递烟,倒水的倒水,表现得非常热情。

    接下来,就像商量好了似的,大家同仇敌忾,开始控诉副校长丁伯华的罪行。有人说他自私自利,什么好处都往自己怀里揽。有人说他妒贤嫉能,想方设法压制年青人。有人说他品行不端,背地里调戏女学生……程彩清老师提议,联名写信到镇教育组,集体要求丁伯华辞职。

    “他毛遂自荐的副校长,算个球呀!”

    “这种人绝对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听说他还想入党,我们坚决不同意!不能让这种败类混进党组织。”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矛头都是指向丁伯华的。

    痛痛快快地骂了好半天,英语老师才把要商量的事情抛出来。他说,准备以学校青年教师的名义向校领导提建议,从新学年开始,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把学校教师分成四十岁以上和四十岁以下两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同年级一个班的教学,平行班之间比着干。

    “我们就是要让丁伯华看看,到底是中老年教师厉害,还是青年教师厉害。”英语老师进一步强调了此举的意图。

    加林觉得,这个建议虽然不错,但学校领导绝对不会采纳。

    “采不采纳是他们的事情,提不提是我们的事情。”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加林只好说,大家怎么弄,他都不反对。要他签字他就签字,要他表态他就表态,但具体工作他可能没时间参与。现在结婚的事情,自学考试的事情,家里的纠纷,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他顾不上其他的。

    大家对此表示理解。彩清老师还非常关心地询问加林的婚事筹办得怎么样。

    加林回答说,家具已经在方湾镇打好了,但来不及上油漆,因为距婚礼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那就把家具放在方湾镇,等结婚之后,随便挑个日子再拖呗。”彩清老师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加林说,红梅她爸也是这个意思,但红梅她妈又觉得洞房里一件新家具也没有,太不像样子。

    大家又叽叽喳喳的议论开了。有的说,就这样不油漆直接拖到学校来。也有的说,没油漆的家具放在洞房里面,通房白色显得不吉利。

    最后,多数老师还是建议采纳红梅她爸的意见,结婚以后再拖家具。

    事实上,加林对洞房里有没有新家具并不是特别在意。他眼下最发愁的,是筹办婚宴的钱还没有着落。

    就算只请三桌酒席,买鱼买肉,买烟买酒,买糖果,买各种蔬菜,怎么也得一百多块钱,但从武汉回来之后,他已经身无分文了。

    最初,加林是打算用白沙铺大舅送的礼金,以及学校老师们凑的份子钱筹办婚宴的。白大货和妈桂英曾承诺送给他们一百元钱。另外,按照牌坊中学的惯例,学校有老师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大家每人会送三元钱的份子钱。加林和红梅属于双职工,大家会加一块钱,送四元钱的份子钱。全校二十四个老师,除去他们本人,总共可以收八十八元份子钱。所有的礼金加在一起,就有接近两百元钱,办三桌酒席也就差不多了。

    现在的情况是,学校老师们的份子钱收齐了,但白大货夫妻俩的礼金还没有动静。

    加林又不能主动开口去向他大舅讨,那像什么样子嘛!

    为了弥补这一百块钱的缺口,他打算回王李村去找他爸王厚义。

    虽说厚义对儿子的婚事漠不关心,一直不闻不问,故意装聋作哑,但加林觉得,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是应该找他。一来与父母商量,征求老人的意见;二来让王厚义承担作为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工资已经提前预支了,母亲白素珍给的两百元钱用完了,该收的礼金和份子钱已经收过了,加林感觉自己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身为父亲的王厚义,在他唯一的儿子结婚的时候,总不至少一毛不拔吧!他未必真的会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丢人现眼而见死不救?如果加林办不起婚宴被别人戳脊梁骨,被别人看不起,这也是在打他当父亲的脸啊!难道王厚义连这么一点儿亲情都不顾?

    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抱着微乎其微的希望,加林踏上了回老家王李村的路。

    坐在长途汽车上,加林不停地告诫自己:这次回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与家人好说好商量,不发脾气,不争不吵,不哭不闹。无论王厚义和胡月娥是什么态度,他都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他甚至想,自己尽可能表现得调皮一点儿,痞一点儿,儿子在父母面前,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丢丑也是丢在家里。

    加林知道父亲有钱。

    在加林他奶去世之前,王厚义曾多次承诺,儿子结婚时,他最少拿六百元钱出来,年前给三百,年后给三百。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加林也不指望父亲兑现那六百元钱了,他只需要一百元钱临时救个急。当然,如果王厚义能够开恩,多帮助一点儿,那就是大喜过望了。

    和以往坐汽车一样,加林又晕车了。虽然在车上没有呕吐,但胃里翻江倒海,不停地打嗝,相当难受。

    下车之后,他站在公路边,扶着白杨树干,还是把早晨吃的面条全部吐了出来。吐完之后,他满眼是泪,感觉却舒服多了。

    路边正好有一条水渠,水渠沟底流淌着一股麻绳一般的细流。

    他沿着土坡走了下去,在够得着水的地方蹲下身,洗了洗手,用双手捧水洗了把脸,漱了漱口。再才回到公路上,朝王李村的方向走。

    刚进村口,他碰到了皮匠三婆。

    皮匠三婆慌慌张张地告诉他:“疯子又来了。”

    加林知道,“疯子”指的是他继母胡月娥的前夫。他没太在意,继续往家里走。

    到自家茅厕旁边时,看到他家大门口停放着一辆自行车。一个身穿黄色军大衣、剃着平头的陌生男子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正在与屋里的人讲话。

    加林猜测,那陌生男子可能就是“疯子”。

    “疯子”说话有条有理,而且振振有词,情绪比较激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胡月娥跟着他回家。

    初次见到“疯子”的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个精神病人。

    加林拨开围观的人群,看见自己家里坐着本家二爹、本家二婆、皮匠三爹和其他几个邻居。

    他爸王厚义则坐在大门口把守,双手不停地剥着花生米。

    大家正一个劲地向“疯子”解释,说胡月娥不在家,带着加草到孝天城去了。

    看见王加林,大家不约而同地与他打了一声招呼。只有王厚义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地剥他的花生米。

    本家二婆轻声提醒厚义:“加林回来了,可能还没吃饭呢。”

    “不管他!”王厚义低声回答,口气相当生硬。

    加林不知自己该不该进屋,站在那里相当尴尬。他耐心地听了一会儿“疯子”的胡话,感觉非常无聊。后来记起村里有个儿时的伙伴在外面做油漆工,想去看看他在不在家,咨询一下油漆家具的事情。于是,又拨开人群离开了。

    等他再次回来时,围观的人已经散了。

    门口停放的自行车也不见了,显然“疯子”已经走了。

    堂屋里坐着本家二爹、皮匠三爹和他爸王厚义。

    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爹开始与加林搭讪,询问他的婚事准备得怎么样。

    加林便把婚礼的安排一古脑儿说出来,表面上是回答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爹,实际上是说给他爸王厚义听的。

    王厚义一直没有做声,闷声闷气地剥花生米。筛子里的花生剥完之后,他又拿起菜篮子,准备去自留地里扯菜。

    “厚义!”皮匠三爹叫住他,“加林的事,你要考虑呢。还有三天就办酒席,已经没有日子了。”

    “与我么事相干!他有一个有钱的妈,还怕结不成婚?”王厚义揶揄道。

    “这是什么话?他毕竟是你儿子,你毕竟是他老子嘛。”

    “我没有他这个儿子!”王厚义绝情的吼起来。

    加林确实忍无可忍,回敬了他爸一句:“这是你说的啊!”

    “是我说的!怎么了?”王厚义气势汹汹地转向加林,“从今往后,老子与你一刀两断!老子将来老了,动不得了,哪个龟孙子找你!你潜江的大伯和三叔,都叫我莫作你的指望。”

    又是潜江的大伯和三叔!

    加林算是彻底明白了,他爸心里早有其他的打算,根本就没有把他这个儿子当做一回事。即便是这样,他觉得该说的话,还是应该说清楚。

    “这是你做父亲的说的话!我今天特地回来与你商量结婚的事情,你竟然是这么一个态度。你没作我的指望,我也可以告诉你,我的婚事你不管,我照样可以结!”王加林说完,转身就走。

    过了自家茅房,快到老宅旧址的时候,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爹都喊着他的名字追了过来。一人拽着他的一条胳膊,往回拉。

    加林委屈地哭了起来:“你们听听!他说的那些话,像个做老人的吗?王李村有第二个像他这样当父亲的吗?”

    本来抱着加草的王厚义听到这里,把加草塞给胡月娥,大声叫骂着,吼着凶着冲向王加林,挥舞着拳头要打他的人。

    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爹又放开加林,回过身来拦挡王厚义。

    刚刚还一个劲地往村口走的加林,见父亲凶过来要打他,他反而停下脚步,站在那里不动了。

    他显得非常平静,完全没有小时候那种胆怯和害怕的感觉。

    “狗日的!都是白素珍叫他回来找老子闹的。你今天跟老子说清楚,不说清楚,就别想离开王李村。”王厚义挣脱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爹的阻拦,一把拉住加林的上衣,扯掉了一颗纽扣。

    王加林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又有几个围观的乡亲赶上前去,帮助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爹,一起把王厚义推开了。

    加林这才慢腾腾地走出村子,前往孝花公路去拦回花园镇的长途汽车。

    路上,他越想越委屈,泪水早已盈满了眼眶。

    这个时候,他还是希望有人能够把他劝回王李村,或者听到他爸王厚义来喊他回家。父子俩化干戈为玉帛,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能不能拿到钱已经不重要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不要在自己结婚的大喜日子里,闹得一家人都不开心。

    但是,并没有人来追他。

    一直到加林走上孝花公路,也没有人来劝他回王李村。他孤身一人站在公路边,等候着长途汽车。整整等了两个多小时,既不见车来,也不见人来。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加林估计再也不会有班车来了。他横下一条心,壮起胆子,拦下了一辆大货车。

    加林好说歹说,司机才答应把他捎到花园镇。回到牌坊中学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白素珍问儿子,回王李村要了多少钱。

    加林没有吭声。

    见加林情绪低落,白素珍又开始给儿子打气:“有什么值得愁眉苦脸的?你未必还有什么求他王厚义不成?”

    话虽这么讲,但加林的确非常郁闷。

    也不仅仅是因为回王李村没有要到钱,从内心里讲,他不想与父母任何一方把关系搞得太缰。正如皮匠三爹嘱咐他的那样,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晚上,王加林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起床时,他感觉头昏脑胀,眼睛发涩,上下眼皮总像要粘到一起似的。因为上午有课,加林还是强打精神,到食堂买回馒头和稀饭,招呼他妈白素珍、他妹马颖、他小舅子方敬武和他老婆方红梅一起过早。

    刚刚吃完,上课钟声就敲响了。

    加林走进办公室,拿起讲义夹准备去上课。将走还没走时,他突然透过窗玻璃看到了他爸王厚义。

    厚义驮着一个大蛇皮袋子,低着脑袋,正朝加林的宿舍走去。

    加林迅速把讲义夹扔在办公桌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办公室外面跑,试图拦住他爸。——因为他妈白素珍正在他宿舍里洗衣服,照看着马颖写作业。

    还是晚了!王厚义已经推开了加林的宿舍门……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加林他爸与加林他妈并没有失去理智地打骂起来。

    王厚义把蛇皮袋子丢在房门口,很快地退了出来。

    白素珍则在王厚义退出房间时,“怦”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加林赶紧掏出钥匙,把他爸厚义带到方红梅的宿舍里。

    王厚义进门便泣不成声。

    他说,昨天一夜都没有睡着,今天五更就起床,往花园镇的方向走,走到周巷镇才搭上班车。

    因为急着上课,加林不能久留。

    他怕父亲一个人寂寞无聊,同时又担心母亲过来与他爸发生冲突,于是回到办公室,找到教导主任宁均富和学校会计邹贵州,让他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到方红梅的宿舍里,陪他父亲聊聊天。

    宁主任和邹会计愉快地答应了。

    加林老师这才重新拿起讲义夹,一路小跑地赶着去教室。

    上完第一节课,加林再次回到红梅的宿舍时,宁主任和邹会计还在与他爸王厚义拉话。

    宁主任提醒加林:“你爸还没有吃早饭呢。”

    加林说他马上就去做。

    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都在他的宿舍里,加林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见他妈白素珍。

    撬开已经封好的煤炉子,利用等待炉火燃旺的间隙,加林打开他爸王厚义带来的蛇皮袋子。

    里面装的是花生、红苕和蚕豆夹,都是责任田里的出产。

    “这些带给你结婚的?”白素珍嘲弄地问。

    加林嘱咐他妈白素珍,今天切切不要闹,在学校里影响不好。

    白素珍还是那句话,除非王厚义不找她的麻烦。

    厚义以往来学校看望儿子时,每次都要喝点酒。加林就想给他爸炒两个菜,但是,又怕他妈白素珍不高兴。思想斗争了好半天,加林还是炒了一盘蕃茄鸡蛋,拎起桌上的半瓶白酒,准备送到红梅的宿舍。

    白素珍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加林走出房间时,恼火地打了女儿马颖一巴掌。

    王厚义没有喝酒,啃了几口馒头,就都放下了。

    他哽咽着诉说自己的难处:安葬加林他奶扯的账还没有还清,今年收成又不好。虽说经济上帮不上儿子什么忙,他还是希望加林在学校举行完婚礼后,回王李村一趟。他准备在村子里请几桌客,放一场电影……

    说完,就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放在桌子上。

    “家里就这点儿钱了,算是我和你后妈的一点儿心意。”王厚义丝毫也没有愧疚之感地申明,“你要嫌少我们也没办法。我回去了。”

    加林没有言语。

    他知道留他爸在学校里也不是很方便,于是搬出家里的自行车,骑车送王厚义去花园镇赶班车。

    当加林送走他爸从花园镇返回时,白素珍对他大发雷霆。

    白素珍质问儿子,为什么和王厚义有那么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难道真的像老话说的那样,“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王加林无言以对。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母亲提出的这些问题。

    白素珍不依不饶。

    她命令加林从今往后必须随她姓白,不得姓王。另外,在学校举行完婚礼后,不得回王李村去参加王厚义办的酒宴。

    加林回答说,姓氏只是一个符号,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感情和爱憎,改与不改,没有多大意义。更何况,他从小学到中学,从师范到参加工作,一直都是姓王,档案根本就改不过来。

    至于回王李村参加喜宴,加林说他已经答应父亲了,现在没办法改口。如果他出尔反尔,让村里的乡亲们眼巴巴地等着,也不合情理。

    白素珍听到这儿,火冒三丈。她腾地站起身,猛地掀翻桌子,手指着加林的额头,破口大骂。甚至扬言,要把加林父子俩的丑恶行径写出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

    叫骂声很快把隔壁办公室里的老师们吸引过来了。

    大家都劝白素珍冷静,有话好好说,不用这么大动肝火。气大伤身,大吵大闹会吓着了小丫头马颖。

    白素珍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

    她一边继续咒骂儿子不得好死,一边收拾着自己的东西,同时,命令王加林退还她的200元礼金。

    老师们的劝解和方红梅的赔礼道歉,丝毫也不起作用。

    白素珍提起自己的行李,拉着马颖,只等着加林还钱。

    王加林眼睛都气红了。

    他转身朝外,怒气冲冲地走向学校财务室。加林写了一张借条,向邹会计借了两百元钱。然后,又怒气冲冲地返回自己的宿舍,扔在已经被方红梅扶起来的桌子上。

    白素珍从桌上拿起钞票,手指头蘸着唾沫,认认真真地清点了两次。

    确认无误后,她揣进自己的上衣口袋。然后,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拉着女儿马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牌坊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