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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一章 东西方之辩
八月十七日，一个由五百多人组成的观礼团从北京出发；上午九点一过，观礼团到了怀柔县的王家集。
王家集是个大村子，人口超过两万，它是韩立洪树立的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村。
王家集原本不该这么大，这是因为总理把韩立洪的《建国方略》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之时，太祖认为韩立洪的设想很好，不过，新农村的规模小了些。
太祖建议，新农村在原先一百平方公里的基础上扩大一倍，以二百平方公里的面积建一村。
太祖认为，在新农村的基础上，完全可以把市一级的建制取消，改为大县制，由省政府直接管理县一级政府。
这么做，不仅使得行政效率更高，而且也节约了大量的行政资源。
总理把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反馈回来，韩立洪深以为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上一世的行政机构是如何的臃肿、庞大。
现在，如果按照这个方案实施，并严格执行，到了二十一世纪，全国行政机构的规模就是再怎么扩张，最多也不会超过原来的十分之一。
而这，还是考虑到不能在全国都这么做的情况下；如果全国都能这么做，那降到二十分之一，甚至是三十分之一都是可能的。
观礼团豪华之极，有太祖、总理、朱老总等共产党高层，有议事局的议员和中央政府的高层，以及黑神军的高层和社会各界贤达冯玉祥、宋庆龄、何香凝、黄炎培等人。
此外，还有好多记着随行。
进了王家集，人人眼前一亮，太规整了。
每家的院子宽不一样，但长度是统一的，都是二十七米，而且，每一条大街的长度都是一样的，所以，一条条大街从远处看那是极其规整。
每一条街道至少五米宽，夯的极为平实，下雨天都不会泥泞。
农村家家户户都会养猪，以前，大都是把猪粪就堆在墙外的道上，但现在，街道上一个粪蛋都不许见，必须堆在自家的院子里。
村子中央是一个大广场，面积超过五千平方米，地面同样夯的平平整整。
大广场四周载满了树木，村公所、村政府和学校等等公共机构也都建在了大广场四周。
王家集的行政机构有两套，一个是村公所，一个是村政府。村公所是村民自治机构，村政府是政府派驻机构。
村公所的所有人员都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一切都按《村民选举法》和《农村自治法》做事。
村公所负责村务，村政府不许干预。
村政府负责的是治安、司法、税收以及提供各方面的政府服务，此外，村政府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监督村公所执行村务。
村政府监督村公所，基本是两大块，一块是要按照《村民选举法》进行选举，要保证选举公平公正公开；另一块是监督村公所按《农村自治法》执行村务，比如监督村公所每个月月初必须公布上个月所有花费的明细账目。
同样地，村政府也要接受全体村民的监督，村公所和村政府是平等的，大家各司其责。
王家集村政府的编制经过了严格的核定，只有七个人。
之所以这么少，是因为村政府很大一部分职能被村公所分担了，比如警察只有一个。
虽然农村扩大了，但基本结构没有改变。
中国的农村，几千年来，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变化都是极小的，而且即便在乱世有些变化，但等到形势稳定下来，就又会恢复如初。
中国的农村结构就如一张大网，由个人而及家庭，由家庭而及家族，组成了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宗法社会有很多弊端，但在社会稳定方面，功效却是极其强大的。韩立洪的新农村没有摧毁宗法社会结构，他只是把宗法社会的弊端给稀释了。所以，只要生活安定，农村在治安方面的问题，村公所基本可以全都给解决了。
村公所之所以设立一个只有一个人的派出所，就是为了避免以前农村社会由宗法替代国法的弊端。
进了村子，大家先参观。
最吸引大家目光的，是大广场西北角的学校。
王家集作为样板，各种建设差不多都已基本完成，村子里，所有公共建筑，只有学校是全砖瓦的，其他的都是半砖瓦半土坯的。
建学校的钱是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
在这么个大日子，学校依然在正常上课，观礼团的团员在一间间教室前缓缓走过。
静静的校园里，郎朗的诵书声如天籁，孩子们手握毛笔、认真写字的表情净化了所有人的灵魂。
参观完了，大家都聚在大广场的树荫下，围着河北省政府的人员问着各种问题。
问题很多，但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王家集有没有普遍性？对这个问题，河北省政府的相关官员给出了王家集各种建设的详细费用、来源来加以说明。
中午，观礼团的午饭也在大广场的树荫下吃。
太祖、韩立洪、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黄炎培、张澜、胡适、陈寅恪、傅斯年、张君励等人一桌。
众人边吃边谈，忽然，不远处的饭桌上，有人激烈争论起来，争论的焦点是民主与专制、传统与现代。
这样的争论司空见惯，谁都见怪不怪。
听了一会儿，傅斯年向韩立洪问道：“韩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傅斯年这话不是随便问的，这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国家发展根本方向的选择。
韩立洪一向低调，他一般只做，不说，即便傅斯年这种人，也没什么机会当面问他这种问题。
韩立洪沉吟不语。
这个时代，大师如狗，太多了。
说“大师如狗”，这没有丝毫贬义，只是体现了韩立洪心虚加自嘲的心态，为此，他读书越来越刻苦。
韩立洪读书有一个任何人也没有的优势，他可以进行独一无二的古今对比，所以，他思考的深度广度是任何人也不能比的。
沉了沉，韩立洪道：“傅先生，我觉得他们的辩论是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不论哪一方得出的结论都不可能是正确的。”
这一桌都是何等人物，但韩立洪这话一说，人人都吃惊地看着韩立洪。
楞了一下，傅斯年问道：“韩先生，你说的错误的基础是指什么？”
韩立洪道：“争论的双方都把我们的传统定位为专制、落后，而把西方定位为民主、先进，我认为这个基础是完全错误的。”
在这个场合，就是再狂傲的人也狂傲不起来，大家都静静地听着。
韩立洪道：“我们的文化是高蹈之君子，而西方则是强盗劫掠与小人逐利的文化。两者之间的高下本来没什么好争的，但由于近代我们一直羸弱而使很多人丧失了信心。即便那些维护我们传统的人也是这样，他们是站在弱势者的位置上对我们的传统进行辩护的。所以，我认为双方争论的基础是错误的。”
“西方文化只在器物的层面对我们有借鉴意义，但在根本上，我们要富强，我觉得面向西方是错误的，我们的传统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
“诸位先生，几千洋人拿着几支破枪就能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这是一句国力衰弱就能解释的吗？慈禧拿海军军费给自己修园子，这不是无知，而是故意，她是害怕汉人的力量过于强大。”
“面对声势浩大的太平军，满清可以依靠汉人消灭太平军，但为什么面对比力量比太平军不知小了多少的洋人却又一败涂地呢？”
这时，黄炎培道：“洋人和满清都是异族，这个身份非常敏感，满清怕洋人，更怕汉人，所以面对义和团，满清既需要义和团来对抗洋人，同时又与被围困的洋人暗通款曲。”
点了点头，韩立洪道：“黄先生说的对极了，正是满清这种异族心态，使得他们虽然占领了中国，但并没有把中国真当作自己的家，这才是我们百年来受尽屈辱的原因所在。所以，我们的没落不是因为我们的传统，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背离了传统，而我们之所以背离了传统是因为满清的异族统治，是满清的异族统治对传统文化的扭曲和公式化才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停滞和僵化。”
这些位都是有大学问的，他们知道韩立洪说的是事实，一时间，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片刻之后，陈寅恪问道：“韩先生，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我们不能因人废言，就拿民主来说，这对任何国家都是有好处的。”
笑了笑，韩立洪道：“陈先生，你心里想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大家又愣了，傅斯年问道：“韩先生，现在搞的村民自治不就是民主吗？”
韩立洪道：“我说的民主指的是国家层面，村民自治的民主是可控的，但上升到国家层面，谁来控制？”
陈寅恪道：“韩先生，三权分立，民主至少在美国运行的很好。”
嘴角掠过一丝嘲讽，韩立洪道：“陈先生，世界上两种专制，一种是政府专制，就是我们的传统政治，而另一种是资本专制，美国是资本专制的代表。”
大家又愣了，半晌，太祖道：“韩先生，什么是资本专制？”
韩立洪道：“美国宪法一向为很多国人所羡慕，甚至是尊崇，以至于无限神话当初制定宪法的那些美国人，但实际上，这部美国宪法之所以被制定出来，不过是一群富人出于一己私利而弄出来的。”
很多人又愣了。
“防官如防贼，防权如防火，防权力滥用如防洪。这是美国宪法所最为国人称颂的精髓，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美国宪法不防资本家。所以，实际上，美国这部宪法完全是站在大资本家的立场上制定出来的。”
“每天忙于生计的老百姓知道什么，绝大多数老百姓会受到舆论的操控，而能够操控舆论的当然是有钱的大资本家。所以，所谓民主选举，实质上，不过是大资本家内部的利益分赃而已。”
“所谓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别独立。简单说，它是指一件事情的决策、执行、监督分别独立。再通俗点说，就是把一件事情切成三段，分别由不同的人负责。理论上说，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构架，有助于避免**专制，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完全可以出现下面的情形：决策由张老板负责，执行有李董事长负责，监督由王大股东负责。全世界的资本家比全世界的无产者更容易联合起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美国的三权分立把同一件事情切成三段，难以避免会由不同的资本家分别掌握每一段。”
“好，韩先生说的太好了”众人还在沉思的当儿，太祖鼓掌赞道。
冯玉祥、宋庆龄等人附和太祖，但也有些人有不同意见，胡适道：“韩先生，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美国国富民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韩立洪道：“胡先生，美国的强大，或者说是整个西方的强大，在我看来，不过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而已。西方的强大是因为我们衰落了，这就跟在乱世，官府的力量虚弱而土匪豪强猖獗一样。当我们回归传统，重新站起来，那我毫不怀疑，西方必定开始没落。这是先进与落后的两种文明的较量，一旦我们回到正途，以劫掠为任、小人逐利的西方文明衰落就是必然的。”
顿了顿，韩立洪进一步解释道：“贪，是人的本性，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没有差别。只不过，我们与西方不同的是，我们是压榨自己的百姓，而西方列强则是既压榨他们的百姓，也抢掠他国。这种形式上的差别，虽使得西方列强的国内矛盾得到了缓解，但本质没有丝毫改变。所以，一旦西方列强无法抢掠了，那么，他们的国内矛盾就会上升，而且，因为文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他们无解。”
这时，所有人都听进去了，胡适问道：“韩先生，我们要怎样回归传统？”
韩立洪道：“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创新的回归，在政治、文化、教育等等方面，要以传统为核心，同时借鉴西方文明有益的地方，创造新的文化。比如政治，西方的民主选举不可取，我不认为把国家交给商人、学者来治理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国家的领导者必须从政府体系内产生。但是，民主也有可取之处，尤其是与民主选举相关的任期制。这可以保证政府专制高效的同时，避免个人专制和权力固化的弊端。”
所有人都在沉思，韩立洪自己也是。
对韩立洪的政治主张，没有人是全都满意的，但谁都可以接受。这方面，感受最强烈的就是胡适这些很有政治抱负的文人了。
文人都是很有抱负的，学而优则仕也一向是中国的政治传统，但韩立洪这么一搞，整个是一刀切，彻底把他们排除在体系之外了。
这个他们当然极不满意，但是，韩立洪是这些文人需要仰视的存在，当无法抗衡的时候，接受起来也就容易了。
所以，他们现在思考的基础大都是国家利益。
他们都是有大学问的，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政治是怎么回事儿。
中国的政治传统是文人治国，是政府集权制，也就是韩立洪说的政府专制，其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儒家和法家。
儒法是一体两面的，法家立足于作为雇佣方的政府，以外在的法律作为主要工具，而儒家则立足于作为受雇方的官僚，以内在的道德作为主要工具，两者都致力于发展如何建立和维护政府集权与垄断的政治理论，这既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所谓外儒内法的来源。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强调节制的君子之学在文明高度上自然要远高于西方执迷于利的小人之学，道德与法律并重更能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但是，由于自己的衰落和西方的强大，使得很多人，也包括他们，都对自己比之西方更为优越的文明或多或少地失去了信心。
韩立洪的这番话，实质上是对在座很多人的批判，包括太祖在内，因为由他们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以批判中国纯正传统文化为基础的。
新文化运动有两大领军人物，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胡适。
陈独秀提倡民主与科学，鼓吹德先生、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
总之，两派的共同点都是批判传统文化，而师法西方，只不过他们师法西方的着眼点不同，但本质无异。
这一刻，韩立洪虽然批判了他们，但没有人反感，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反思，他们内心深处早已经开始向传统回归，只不过还没有那么明显罢了。
看着他们，韩立洪很是欣慰，是他，帮助这些承载了中华文明的盖世人杰找回了对自己文明的自信。
至少，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