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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去往衙署的马车上，吴永麟却没有了风花雪月的心情，他想到了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如果自己间接成了明末的张献忠，自己来到这片土地上到底是对还是错？
公元前310年，由张仪主持，秦国正式修建成都城。张仪此次建设成都城的标准是：“与咸阳同制”，意思是说，成都城采用了和秦都咸阳一样的规模，由此也可以看出秦国上下对蜀国的重视。古人早就说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作为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后来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足以让所有人触目惊心。
第一次毁灭性打击发生在东晋年间，打开灾难之门的人叫桓温。在三国魏晋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大分裂时期，桓温是一个响当当的著名人物。此人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其极端心态与不择手段，几乎和南宋的秦桧如出一辙。
公元298年，北中国大多数地方都遭受了可怕的饥荒和瘟疫。为了在乱世中存活下来，人民不得不逃离家园，企图找到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这其中，李特带领由氐族人组成的一支流民队伍，从甘肃略阳辗转来到了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比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略阳要好一些，至少它不缺水，李冰父子建成都江堰后，四川地区水灾明显减少，李特和其他的流民们慢慢在此地安顿下来。他们多半以卖苦力或是做小商贩的方式，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但到底要比在家乡活活饿死好得多。三年以后的公元301年，腐败的西晋政府突然下令要求全国的流民都必须从暂住地返回故乡。在执行朝廷的这道命令时，短视而贪婪的益州（就是现在的成都）刺史罗尚认为这是一个天赐的发财机会，于是下令在他的辖区内遍设关卡，当流民从这些关卡经过时，守护关卡的官兵便将他们随身所带的钱财搜刮一空。至此，流民们愤怒地发现，当他们在面对北方的饥荒仍然没有丁点好转，八王之乱还在继续，而自己那点可怜的钱财随时可能被罗尚巧取豪夺时，他们要么在回老家的路上饿死，要么就是揭竿而起。流民们在官逼民反的情况下选择了造反，而领导这些流民造反的，就是那位略阳乡下的农民李特。流民起义的队伍如同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此后，李特战死，其子李雄被推为首领，303年冬天，李雄攻占成都，三年后，在范贤等人的拥戴下，李雄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成。因为后来李雄的弟弟李寿即位时，曾改国号为汉，故历史上把这一政权合称为成汉。李雄称帝后，用简单而有实效的方法统治益州，当中原的西晋一片民不聊生的惨状时，经过李雄的治理，益州却是一派世外桃源的繁荣昌盛。李雄死后，袭其位的李寿及其子李势都是荒淫无道的昏君，安定了三十多年的益州重又陷入了乱世的怪圈中。李雄时期，西晋帝国就已经在多重打击下灭亡，司马家族的司马睿南逃到建康(今南京)，建立了一个偏安的王朝，那就是东晋。当成汉在李寿和李势父子的折腾下奄奄一息时，经过多年休养生息的东晋已经有了征伐成汉这种割据王国的力量。公元347年，东晋派出荆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率兵攻打成汉。桓温的军队溯长江而上，通过长江三峡进入了成汉地盘，驻守在川东的镇东将军李位向桓温投降。此后，桓温留其部将与成汉守军相峙于乐山一带，他则自带一支轻骑昼夜兼程飞赴成都。在成都郊外，桓温三次击败成汉军队，成汉末代皇帝李势匆忙弃城逃往广元昭化。在那里，穷途末路的李势听从了随行官员的劝谏――向桓温投降。作为割据蜀中的末代皇帝，李势最终的命运与刘禅颇为相似：他们同为投降的亡国之君，都被胜利方带回各自的首都，安排了公侯之类的爵位，最后都客死他乡。桓温是东晋名将，也是一个有名的人物，《世说新语》里记载了他相当多的轶事。从其中一则轶事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名将身上的诗人般的浪漫情怀：桓温北伐经过故乡时，看到早年种的小柳树已长至十围，于是为之流泪，发出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著名感慨。但是，在对待平定成汉，防止蜀中再次割据的问题上，桓温一点也不浪漫，完全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认为成都由少城和大城两座互为犄角的城池构成，易守难攻，容易被人利用来建立一个独立王国。于是，他下令拆毁了少城，只留下一座单一的大城。这是成都在历史上所遭受的第一次毁城之殇。
时间是抚平创伤的最好的医生，对人如此，对一座城市亦然。当桓温以一个政治家的冷酷将成都少城完全拆除之后，人事代谢，江山鼎故，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重建，到了天下再一次归于一统的隋朝时，成都呈现出一派比过去更加兴旺发达的景象。在李白和杜甫的唐代，作为西部最重要的城市，成都的城市面貌又一次被刷新，那就是罗城的修筑。878年，唐朝皇帝――是时为唐僖宗――批准了高骈修建罗城的请求，其情其景，就好像唐僖宗未卜先知地预测到了自己将在三年后由长安奔赴成都避难一样。这座名为罗城的新城，它以张仪所筑的秦代成都城为核心，再向四面扩展，不仅将秦城完全包容于内，还新开拓出巨大空间，以供此前已显得非常拥挤的市民能够有更多的地方建房造屋。罗城周长为二十五里，相当于秦城的两倍。更为重要的是，罗城将原来流经城西绕城南东流的郫江改道，由罗城之北绕城东南流，从而利用岷江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支流，形成了完整的环状护城河。同时，原有的郫江河道仍然予以保留，将其从城中由西北向东南划过并与此前开挖的解玉溪和金水河相连，成为市民的饮用水源。
成都遭受第二次毁灭性打击是宋元交替时期。众所周知，宋太祖惩五代时期军人拥兵自重而威胁国家安全之训，将宋朝设计成了一个以文官为主体的由皇族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国家。军事上软弱之时偏偏又列强环伺，因而长期采用金钱换和平的办法，虽与周边异族政权不时有摩擦，但总算维持了一百多年的相对和平。但到了北宋末年，北方林子里骑马射箭的女真人牧马南下，徽宗和钦宗二帝被掳，康王赵构南逃杭州再续大统，是为南宋。与北宋相比，偏安的南宋更加弱势。在南宋和金，以及后来灭了金的蒙元的对峙中，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这时已不再像唐朝那样是安全而稳定的后方，而是阴差阳错地成了前线。由于蒙元和南宋都意识到四川的重要战略意义，因而双方对这一地区的争夺便空前激烈，顺理成章的后果就是，四川，尤其是作为中心城市的成都，它罹祸的频率便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即便是南宋末期，南宋方面出于种种考虑，主动放弃成都，将兵力压缩到川东一线，以确保长江中下的安全。按理，这时的成都应该是安全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南宋军队的袭扰和不服蒙元统治的成都民众的反抗，都使蒙元方面大为光火。这一时期，毁城和屠杀便是成都不断遭受的宿命。
成都遭受第三次毁灭性打击发生在明末清初张献忠据蜀期间。1644年八月初五，张献忠兵分两路，步、骑兵由资阳出发，水军从洪雅和新津出发，两军相继抵达成都城下，天府之国首府成为一座危在旦夕的孤城。明军总兵刘佳胤率军出战，一战即溃。两天后，成都失守。不久，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大西。在张献忠占据四川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个以嗜杀著称的草莽英雄，随着他在几支互相对峙的政治军事力量中的越来越趋于劣势，于是对他治下的这片土地和人民采取了疯狂的报复。这就是著名的张献忠屠蜀。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和破坏，使得原本富庶的四川人口锐减，城市要么被他毁掉，要么则因人烟稀少，年久失修而渐渐成为草木繁盛的荒野。
张献忠经营四川，全赖严刑峻法造就的恐怖气氛。大西政权的律法极为严苛，实行连坐法，一家犯罪，株连九家。一旦犯罪，轻的被割耳割鼻、砍断手足，重的斩首、凌迟，甚至效法朱元璋实行“剥皮填草”的酷刑。
为防范间谍，限制百姓行动、言论自由，在成都各门严查百姓出入，出城的人必须呈报姓名、事由，以及归期，如果逾期不归，这人的家眷及邻居都要被处死。张献忠还派出几千名密探，装扮成商人或乞丐，在城内查探，如果发现谁家夜里私语时说到张献忠，就用炭在这家的大门涂上记号，天亮时再抓捕审问。在“大西政权”末期，因无法对郊野民众实施有效的特务统治，张献忠甚至认为，住在山野间的都是意图不轨的叛逆，会给敌军做“带路党”，要一律剿灭；而城中百姓则是良民。故在四川实行了“除城尽剿”的策略，对郊外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
在经济上，大西政权财政高度依赖暴力“打粮”。大西政权禁止民间持有金银，私藏超过一两，诛杀全家，达到十两，就要剥皮。即使是建立了政权，张献忠也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税的制度，而是凭借没收财产和“打粮”筹集军饷和政府支出。地主和富户被抢光后，“打粮”的对象就成了普通百姓。可以想见，张献忠那所谓“千船沉银”究竟沾了多少血。
大西政权高度防范、仇视知识阶层。张献忠对开科取士非常感兴趣，每攻占一地，即举行科考，强迫当地所有读书人参加。张甚至亲自出题阅卷，但对录取的知识分子，张并不任用，而只用虚职将他们控制起来，防止他们回到地方上聚众“作乱”——所以，张的科考，录取率非常高。大西政权末期，张献忠甚至还假借实行科考的名义，在大悲寺一举屠杀了5000多名士子。
张献忠据蜀晚期，当他意识到天下事已不可为时，他一面下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大杀军民：成都人被骗至城外，“无罪百姓齐遭惨杀，息静无声。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面下令毁掉成都，《圣教入川记》记录了当时在四川传教的欧洲传教士的亲历：“复令将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与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人畜同化灰烬，实属可惜。欲恢复旧观，非数千万银两不可”。蜀王府门前有两根盘龙石柱，高达丈余，系后蜀时所立。为了烧掉它，张献忠令人用棉纱等易燃物紧裹数十层，再浸上菜油，三天后等油都浸透时再引火，烈焰冲天，石柱在燃烧一昼夜后倒塌。数十年后，一个叫葛峻起的文人偶然从旧日的蜀王府前经过，昔年的歌舞欢场，此时已是一片空旷白地，只留下了皇城和御河桥这样的地名而已，抚今追昔，诗人感慨万千，赋诗云：蜀王宫殿已成荒，一带修篁傍女墙。惆怅当年御沟水，蝉声犹自噪斜阳。由于成都被破坏得实在不成样子，清朝扫清天下后，不得不将省城移驻于川北小城阆中，时间长达十多年。要一直等到17世后期，随着湖广填四川，大量移民的先后进入并繁衍生息，成都才开始慢慢地恢复了元气。有清一代，成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我们还能看到的不多的老建筑，大多也属于清朝时期的――换言之，清朝以前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了。这座令人感慨万千的沧桑之城，总是轮回似的不时遭遇灭顶之灾。经过明清交替的屡次折腾，尤其是张献忠发疯般的作贱，作为清朝从明朝手里接过的遗产，成都城就是一片地地道道的废墟。哪怕明清易代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当四川巡抚张德地于康熙三年，即1664年到成都时，他眼见的这座“城市”让他震惊――与其说是省会，不如说是一个边远的村落：“城鲜完郭，居民至多不过数十户，视其老幼，鹄面鸠形，及至村镇，止茅屋数间，穷赤数人而已。”而在此之前，成都城这片废墟中，草木丛生，遮天蔽日，成为野兽出没的莽莽林子。有人在破破的城楼上，一天之内即看到十余只老虎在城门洞里走来走去。显然，清政府必须在废墟上重建一座规模浩大的新城，这一工程过于浩大，乃至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百余年方才宣告结束。
明朝初年，成都城的重建范围仅限于宋代成都城的遗址，因此明代成都事实上只相当于几百年前的宋代成都。但清代的重建，其规模则远远超过了明代成都和宋代成都，其中最重要举措，则无疑当数满城的兴建。按清朝统治者的设计，汉族和满蒙应该分而治之。出于安全和隔离的考虑，成都便在成都大城之西新修了一座号为满城，又称少城的新城。方圆达十里的满城，所居人口甚少－－人口最多时期也不过两万多，因而树木葱茏，风景优美，川西民居与北京四合院在这里和谐相处，到处是面积庞大的池塘、树林和菜园子。以居于少城南隅的将军衙门为中心，从南至北一条大道贯穿满城，这条大街就是现在的长顺街。大街两侧依次排列若干东西走向的胡同，按照黄北、白东、红西、蓝南的方位安置八旗甲兵。这座自成体系的城中之城，是种族歧视政策的产物，它地位特殊，就连身为封疆大吏的总督也无权管理过问，汉人更是严禁入内。有资格在城内居住者悉为满族和蒙古族，他们之间也等级森严，官兵职务世袭，所有子弟皆不事生产，由国家按月发放优厚的生活费。入民国后，这座城市显然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1913年，满城与大城之间的城墙被折除，满城与大城都成为成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朝，在这个离我们最近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成都的城市建设除了面积剧增和新建满城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修复了大量业已残破甚至沦为废墟的名胜古迹。
历代成都城的兴与毁，建与拆，既是动荡中国所赐予它的宿命，也是它作为一座中心城市的必然担当。让人欣慰的是，尽管多次遭到全城性的彻底毁灭，但在其后的每一次重建中，建设者们都不弃不离地选择了原来的地址，而没有谁考虑过要将它搬迁它处。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初张仪所选定的城址，它的确是一个最具竞争优势的、宜于人居的风水宝地。居住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成都人，他们的性格特征，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同治年间，就有一个很精准的评价：“俗不愁苦，尚侈好文，民重蚕事，俗好娱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土地沃美。人士俊乂，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身；人多工巧，绫绵雕镂之妙侔于上国。地大而腴，民勤耕作，无尺寸之弃，岁三四收；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文，俗不溺女。八旗冠婚丧祭，满州蒙古各遵祖法，节文虽异，皆不逾礼；宗族婚姻，颇相亲睦；交游重义，酬答必丰；其俗简约，不尚华靡；其人憨直，不好私斗，巧于树艺，亦习诗书，骑射最精，果勇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