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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4年早春三月的成都，已经有了些许暖意。大顺国四川节度使幕府某处戒备森严的偏殿内，节度掌书记刘奇正在审阅一些文件。
他现在是恩主刘忠贵最为倚重的文官，是整个幕府上传下达及对外交涉的主要操作者，能力自然不用赘述，这从他官职的要求就能看得出来：“书记之任亦难矣！元戎整齐三军之士，统理所部之甿，以镇守邦国，赞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与宾客四邻交，其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所部之政，三军之号令升黜，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非闳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
也就是说，大半个四川的军务、文教、外交、朝觐、人事、祭祀等方方面面政策、号令所出的公文，都是由他来写就的。这不但要求他文辞练达，同时也要求他刘某人能够正确理解幕府最高长官即四川节度使刘忠贵的意思，毫无疑问，这就是刘忠贵核心圈子的文官，同时也是他最为倚重的心腹之一。
而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能不提一下如今刘忠贵幕府（即原大顺左营）的特殊地位，即他们在军权、财权、人事权上有极大的自主性。按照长沙朝廷的说法，四川幕府就是：“……奏请专才佐幕，员额依制。数内有迁转停罢者，或须更替，任凭奏来。如辟用他官，不奏亦得。”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刘忠贵想要任命什么官员，只需事后向朝廷报备就是了，无需事先获得批准。虽然这些官员的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且外交权仍属于朝廷，但说真的已经有了不得的独立性了，这既是历史上五营军制遗留下来的滥觞，同时也有左营奋勇拼杀，出奇兵入川独自——好吧，这点有些夸张，但也差不了太多——打下一片天地的缘故，属于奇功，不得不重赏，故有独自开幕的特权。
与刘忠贵相比，原本同样独自打下江西的前江西节度使郭升，就没这种好运气了。出身中营的他受李过节制颇深，人员调动、钱粮发放、军队整编等方方面面，都有长沙方面的参与，因此他的独立性就远远不如刘忠贵。这无关其他，只和出身及掌握的资源有关，谁让你的父亲不是李自成时代的元老——李自成率二十万兵马经山西攻北京时，刘芳亮就独自率一支十万人的偏师绕道河南北进，堵死崇祯君臣南下的道路，可谓是老资格军将了，一开始就独掌一营——你也没有立下泼天大功呢？
所以，郭升至死都没有得到开幕建府的特权，江西的很多权力都被长沙朝廷掌控着，特别是后期军队整编之后就更是如此了。当然郭升本人也没有什么割据的心思，对李过也很是恭顺，故在江西表面上权势很大，与长沙方面将一处所谓“君臣相得”的大戏保持到了他的人生终点。而郭升如此，继承他节度使大位的族侄，同时也是他心腹部将的郭世安，权力就更不如他了，只会更小。如今郭世安也六七十岁的人了，以这个年代的人均寿命，相信并不会活得太久，等他一去，怕是江西节度使这个职务也可以撤销了，或者仅仅是变成给重臣加衔的美官，不再具有实际意义。
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刘忠贵有如今这个局面，到底是有多么不容易了！坐拥半省之地，麾下精兵猛将云集，独自开幕建府，威福自用，不知道羡煞了多少人！至少，如今大顺军中仍保有一定独立性的右营袁保所部、商洛山贺道宁所部是非常羡慕的，并且隐隐以之为榜样，摩拳擦掌想要打出一番天地来，然后也开个幕府、弄个节帅当当，那是何等地逍遥自在，且还名正言顺，多好！
不过以如今的顺、清局势来看，要做到这一点怕是非常困难了。袁保的右营（由其父袁宗第传下来）被困在湖北前线，如龙游浅水，动弹不得，每日里都要和清军互相消耗，虽然补给还算充足，但多年征战下来的老兄弟死伤不少，总不是什么好事。但这事袁保还没法说什么，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谁让你顶在前线且周围又没有可以发展的土地呢？举目四望，周围除了清军堡垒就还是清军堡垒，无法如左营抓住吴三桂老贼病倒的良机悍然入川，这就是时运不济了，怪不得谁。
而从父亲贺珍手里继承基业的贺道宁呢，比之袁保怕还有有些不堪。因为其父贺珍曾有过短暂投降清军的黑历史，且很多时候镇守西北，因此与长沙朝廷治下颇为不熟。后来李自成出奔湖广，贺珍父子也杀了清廷监军，毅然南下归建，总算加入了大顺这个体系。只不过限于种种原因，他们始终融入不到李过的核心圈子内，再加上一直驻守商洛山中骚扰陕西清军，故与长沙方面联系也不是很紧密，虽然一直以来都接受朝廷号令，且补给也多是湖南方面输送，但那股若即若离之感却怎么也挥之不去。
现在的贺道宁，局促在商洛山中，地盘狭小、贫瘠，日常所需大部仰赖外界。以前还有左营接济一些钱物，现在左营入了川，郧阳府大部被长沙朝廷收回，他们就更是完全依赖长沙朝廷了，因此最终被彻底控制、收服也是可以预期的事情，就更别提自成一体，搞独立王国的事情了，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搞来搞去，大顺体系内现在的山头是有慢慢消融的趋势的。这样一来，占据四川精华地带并独自开幕建府的左营就比较扎眼了，等于是大部分压力都要由他们来承担。在这一点上，作为刘忠贵幕府节度掌书记的刘奇早就已经感受到了，树大招风啊！
刘奇审阅完了一部分文书，领会了其中一些意思，然后便将其归置到一边，打算一会交由小吏整理归档。而他本人，则让一位厮仆给泡了一壶咖啡，打算尝尝这种东岸朋友赠送的新奇事物，听说蛮好喝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而趁着下人去泡咖啡的间隙，刘奇则靠在了椅背上，微眯着双眼，思考起了上午在节帅刘忠贵那里听来的消息，那就是南明小朝廷的李定国已经从川南退兵，原因不可知，据悉大概是与孙可望在一些事务上看法不同，矛盾加深，因此气病了。刘奇认为这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盖因李定国现在岁数也不少了，过了六十了，年轻时卧冰吃雪的，身体损耗很大。后来又奔波不定，南征北战，劳心劳力，这身体暗疾肯定不少，不知道这次病倒后还能不能起来。而如果不能起来的话，那么倒是可以说服节帅派一支兵马南下，收复南部一些被李定国趁乱侵占的州县，虽然其实从吴三桂治下占领的，并未与大顺正面敌对。
这支兵马，贵精不贵多，只需五千人足矣。毕竟在李定国精锐主力撤走后，那些镇守地方的二线部队，应该不成气候，可一一平定。不过也有人认为，此举可能会与南明交恶，要刘忠贵谨慎从事，不要搞得腹背受敌。他们觉得，与其出兵征讨西营那些已经注定成不了气候的人马，不如好好清理一下辖区内的很多土司头人们。
这些地头蛇们，趁着四川局势大变的时候，纷纷起兵造了吴三桂的反，很是夺占了一些地盘。后来随着四川大战结束，局势日益明朗，这些人又悄悄退了回去，但不听号令却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叫刘忠贵如何能忍得？更何况，其中很多土司头人与清廷不清不楚，当初双方十多万大军在川中大战的时候，很多人甚至站到了清军一边，这难道不得秋后算账吗？
再者，最近长沙方面也传了一些指令过来，要求四川镇派兵东进，协助湖南的后营兵马清剿境内土司势力，以解放人口。毕竟，现在眼看着湖北前线的战事有一搭没一搭的，偃旗息鼓的意味非常浓厚，也是时候腾出手来清理境内的独立王国了。
刘奇认为这事其实也挺重要的。这些土司头人，有的还算好，态度相对恭敬，也愿意和外界保持良好关系；有的则十分封闭、保守和不友善，偏偏还占据着一些通往贵州、四川的陆地交通要道，动辄抢劫、打杀商旅，十分可恶。而无论是友善的还是不友善的土司，毫无疑问其手头都掌握着大量的人力和资源，却又不能好好纳入朝廷的管治之中，相反还要浪费诸多的管理成本，简直是岂有此理。
以前没空料理他们也就罢了，这次李来亨打算抽出部分人马对境内的土司势力进行清剿，打通商路，促进商业，增加朝廷国库收入，那么就打算彻彻底底搞一番。因此，长沙方面也行文了成都的刘忠贵幕府，要求其派出部分兵马——派出多少没有一定之规，但总不至于少于万人，否则就是藐视朝廷，这还想不想好好过日子了——协助长沙朝廷的清剿行动。为此，原本赖在重庆府没走的中营老将张能也已经率部众东进，率先开始了清理土司势力的战争，算是表明了朝廷的诚意了。
“川西有土司割据，称王称霸；川南同样有土司，且还有西营的人马；川东与贵州、湖南交界之处亦有大量土司势力。这些混账，当年前朝鼎盛时还算乖顺，可一旦中原丧乱，征战不休，这些人就又露出了本来面孔，割据一方，称王称霸。朝廷统治湖南这么多年，也就一些熟藩比较恭谨，但很多事情也得和他们商量着来，简直奇耻大辱。”刘奇暗暗想着：“不过现在鞑子朝廷麻烦缠身，国朝形势大为好转，却也是时候征调大军清剿他们了。不然的话，那些草头王们可能还觉得朝廷软弱可欺呢。”
刘奇刚才所说的“鞑子麻烦缠身”自然是东岸人设在成都的商站给他们透露的消息。左营多番印证之下，已是信了几分，因此情绪再度激昂了起来，琢磨着是不是趁着机会再扩大一番地盘。不过刘忠贵在考虑良久之后，最终决定还是以稳定内部局势为主，等休养生息完毕之后，再大举北伐，攻拔川北一带清军控制的诸多府县、关隘。
而既然不北上的话，那么左营或者说四川镇下一步的战略抉择如何，其实就很明显了，那就是南下，但这又受限于大顺朝廷的整体国策。也就是说，刘忠贵派兵南下很简单，但会不会坏了长沙朝廷的大事，进而引发全局崩坏，却是需要仔细考量的事情。刘奇入幕多年，多参与机密，深知其中的利害，故他觉得派个数千兵马趁李定国病退回云南的有利时机，搞一些摩擦，在川南深知滇北占一些便宜，是无伤大雅的。
但如果你尽起大军南下，与南明爆发一场灭国之战的话，那么问题可就大了！首先且不论你能不能迅速击败西营的那些人马，单就清国方面来说，会眼睁睁看着你这么做吗？怎么可能！难不成你以为，川北、汉中一带的清军都是死人了不成？人家现在是麻烦缠身不假，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你带走大部分精锐人马去攻打云南的时候，汉中大营的赵良栋无法给你制造足够的障碍，那种迷之自信左营上下可还没有。
因此，当北上、南下时机都不成熟的时候，整理内政、清剿土司大概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了吧。而这，其实也是如今大顺朝廷整体战略局势的一个缩影，北上不能，南下又投鼠忌器，简直尴尬得不行，看样子暂时也只能清扫门户了，然后再趁机小心地试探一波包括东岸人在内的各路势力对大顺可能南下的反应，为将来大规模南征做好准备——当然如果感觉到阻力会很大的话，南征之事还是会暂缓执行，没办法，大顺的战略形势太尴尬了，不得不小心。